《庸言》第1卷第4期，1913年2月。
    (11) 戴季陶：《失败之革命》（1912年3月），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1909—13）》（上），香港中文大学；镫屋一：《民国初期における章士钊の议会主义政治论》，《史境》17，1988；黄远庸：《政党安在》（1913年1月26日）；黄远庸：《游民政治》、《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世凯》（1912年11月21日），《远生遗著》第1卷。
    (12) 黄远庸：《平民之贵族与奴隶之平民》（1912年11月10日）、《三党合并论》（1912年11月27日），《远生遗著》第2—4页。
    (13)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文集》第27卷，第29页。
    (14) 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15) 梁启超：《变法通义》，《文集》第1卷，第8、10页。
    (16)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文集》第24卷。
    (17) 梁启超：《立宪法议》，《淸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
    (18) 梁启超：《雅典小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卷，第8页。
    (19) 《中国国会制度私议》，《文集》第24卷：“一社会中必有才能学识崭然优出于其俦者焉。度量抽越，……此两阶级非有形而无形的也，非人造的而天然的也，此阶级之势力非常伟大、国家之生存发达往往赖之民选代议制、其目的固在得此阶级之人。然此阶级之人，仅以民选而得尽网罗之乎？是又不然。其人或前此久在行政机关有勋劳有阅历者，或为军人而尽悴国防者，或以教育等事业为其天职者，……或立身于实业界以指导国民经济者。”
    (20)(21)(22)(23) 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1912年10月22日），《文集》第29卷。
    (24) 梁启超：《答礼茶花会演说辞》（1912年10月31日），《文集》第29卷。
    (25) 梁启超：《说幼稚》，《庸言》第1卷第8期，1913年。
    (26) 《国风报叙例》。
    (27) 梁启超：《鄙人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文集》第11卷。
    (28) 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大中华》第1期，1915年1月20日
    (29) 《庸言》发行状况如下。发行期间1912年12月—1915年5月，共30期，第1—26期半月刊，从第27期变为月刊。梁启超主持1—24期，后来由黄远庸主持。起初依靠袁世凯支持的20万圆，按照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统合计划问世。发行量每期1万部，以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商务印书馆与广智书馆作为代售处。
    (30) 这里面还包含湖南时务学堂时节的学生，周宏业。其实周和其他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锷，李炳寰等湖南时务学堂出身的学生是民初梁启超的另外政治资源。
    (31) 梁启超：《政治上之对抗力》，《庸言》第1卷第3期，1913年1月；梁启超：《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庸言》第1卷第5期（1913年2月1日）。
    (32) 梁启超：《政治上之对抗力》，《庸言》第1卷第3期，1913年1月。
    (33)(34)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庸言》第1卷第4期，1913年2月。
    (35) 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文集》第31卷。
    (36) 吴贯因：《平民政治与众愚政治》，《庸言》第1卷第11期，1913年5月1日。
    (37) 选举科程中，盛行选举区及人口造作，代理投票，金钱买受等，甚为腐败。特别是国民党既有经验，而且富有地域基础，取得绝对有利局面。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篇第1卷上，第181—187页；同上；梁启勋：《英国之政党政治》；周宏业：《论政党内阁》，《庸言》第1卷12期、13期，1913年5月16日、6月1日。
    (38) 梁启超：《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庸言》第1卷10期，1913年4月16日；吴贯因：《政治与人物》，《大中华》第1卷第9期。
    (39) 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庸言》第1卷第10期，1913年4月16日。
    (40)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
    (41) 梁启超：《专说宪法案基础机关议》，《庸言》第1卷第3期，1913年1月1日。
    (42)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镫屋一：《孔教会与孔教的国教化；民国初期政治统合与伦理问题》，《史峰》4，1990。（日本：筑派）
    (43) 严复：《说党》，《北京平报》1913年3月6日—5月4日，《思古谈》，《平报》1913年4月22，23日；《读经当积极提唱》，《严复集》（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333页。
    (44) 从1912年9月颁布整饰伦常令以来，大总统“复学校祀孔令”（13年6月22日）终于到了“祭孔令”（14年9月25日）达到了其顶峰。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包括严复、梁启超、汤化龙等都参与了这次国会请愿。虽然梁启超，汤化龙署名孔教请愿书，但是《庸言》所载的一般文章对于孔教国教化坚持着不以为然的态度。
    (45) 这种反共和倾向在康有为“虚君共和制”与劳乃宣《共和正解》中已有显露。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台湾文海书局印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6集，第141—146页。
    (46) 张东荪：《乱后之经营》、《学者之担负》，《庸言》第1卷第17、18期（1913年8月1日、16日）。
    (47) 吴贯因：《政党政治与不党政治》，《庸言》第1卷第11期（1913年5月1日）。
    (48)(52) 张东荪：《正谊解》，《正谊》第1卷第1期，1914年1月15日。
    (49) 张东荪：《乱后之经营》，《庸言》第1卷17期，1913年8月1日。
    (50) 梁启超的前揭《敬告政党及政党员》，《政治上之对抗力》。
    (51)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年谱》，第722页；［美］沙培德：《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制衡》，《学术研究》1996年6月。
    (53) 谷种秀：《发刊辞》，《正谊》第1卷第1期
    (54) Timothy B. Weston, on. cit.
    (55) 圣心：《泣血之言》，《中华杂志》第1卷第5期，1914年6月16日；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期，1914年11月3日。
    (56) 撰述人《庸言》同人中排除政治保守化的康门弟子及严复，林纾等维新精英，只包含着梁启勋，蓝公武，吴贯因，张君劢，周宏业等，同时补充王宠惠，马君武，谢无量，杨锦森，张士一，陈霆锐，林测蒸，叶景莘。可以窥知中坚概念的变化。
    (57) 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辑，1999。
    (58) 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3。齐藤道彦：《五四运动史像再检讨の视点》，《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检讨》，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6（日本：东京）。
    (59) 《梁任公不党之宣言》，《盛京时报》1916年6月27日。
    (60) 《汤和龙宣言不党》，《申报》1916年7月1日。
    (61) 守常：《新现象》，《晨钟报》1916年9月4日；圣心：《中国之前途》，《晨钟报》1916年11月12日。
    (62) 责公：《国竞与党争》，《晨钟报》1916年8月22日。
    (63) 醉翁：《今日之政象》，《晨钟报》1916年9月27日。
    (64) 方一：《宪法会议感言》，《晨钟报》1916年9月14日。
    (65) 秋水：《吾之所望于梁任公先生》，《晨钟报》1917年1月6日。
    (66) 他们在成长时期已接受维新派及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体会到改造中国现实的必要性。其中林志钧（福建东文学堂）、蒋方震（浙江大学堂）、黄远庸（南浔公学）、张君劢多数经历过一些学堂风潮及政治运动。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稻禾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126页。黄远庸：前揭文章。吴贯因：《我的学生时代》，《中华学生界》第1卷第7期，1915。
    (67) 这种精英意识已经从他们回国以前参与现实政局的想法中表现出来。他们在日本积极讨论社会改良与政治改良的先后问题，并得出重要结论：“立宪政治之行，不必定俟国民权利观念之发达，只俟其能反抗专制，其事已足。”因为一国政治，“无不赖之少数先觉之士主持而提唱之故”，“今日最经捷之方针，舍藉少数人之力，以鼓吹以运动，稍养其政治习惯以与政府抗外，舍此又岂有他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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