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实现主权的积极意思。同时市民应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建设构成自律秩序的能力，特别是在政党与议会已经破散的情况下，为了政治发展的安定基础，自然会注重成熟的市民社会。这种理论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市民的参与融入公式化的政治过程。
    张东荪特别强调扩大自治、分散权力、培养市民的自发性之意义，“必政治与社会分厘，使政治之干涉范围愈小，则社会之活动范围愈大。于是社会以自由竞争而得自然发展也。”在这种想法中，市民直接决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事务，并限制国家权力。因此与中央权力、政治领域、官治相比，地方、社会领域、民权与民气的重要性更大。他主张国家不能侵犯私的领域，包括经济、教会、道德、地方事务、学术、技艺、信仰等等，同时还应保证社会的自律性，维持公善，创立社会势力之间互相竞争与监督的制度，防止某一个势力独占国家权力。(78)
    这种理论的原理在于，国家的重要决策过程及自治，需要尽量扩大市民的参与，来防止独裁或革命。因此与扩充国家机构或者制度相比，国民的政治水平与政治文化以及市民的参与精神等等，更为重要。所以张氏主张缩小官治，扩大民治，来监督官僚，由此制约“野心家”与“官僚”，(79) 进而增进国民的人格与道德。
    值得注意的是，以此为起点，张东荪从市民个人的观点上，再解释国家权力的存在意义。国家权力不是对立于“社会一般”，而对立于市民个人。他注重人权和民力、民气的发扬。(80) 新的政治秩序当然是以这种独立的国民为主体，是在国家权力以外的自律秩序，这意味着自治领域的扩大。从这种角度来看，国家缩小为市民秩序的补助手段。国家应当保障市民从事正当职业的权力，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书信的自由等。政治不再是启蒙国民的过程，而是市民直接参与而成的公善制度。因此国家权力与政府行政，必须有国民的参与和国会的监督机制。只有在国家权力的极端缩小与保障个人的绝对自由之基础上，才能有市民自治。“市民自治”指依靠个人平等与自由原理、市民的常识运作的多元社会。(81) 市民依靠职业与结社参与政治，自己具有主动的参与意识与公众道德。在市民社会中，由于各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需要宽容、公正的组织与结构，而且还需要作为调整各种利害关系的规则与法律。
    张东荪的联邦制理论，是依靠市民自治来整合社会的国家统合方案，但并不意味着人民直接组织政权，或者完全否定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而是把市民阶级的自律秩序，纳入到代议制与联邦制的框架，恢复代议制原有的作用。
    一战以后，在民治主义之高潮下，张东荪把联邦制论发展为以有职业者的组织化为中心的改造论，追求扩大市民的政治参与(82)。其核心在于靠扩大国民的参与来牵制、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这种理论从扩大市民的自律秩序、缩小国家权力的立场出发，通过对于国家权力的再解释，来定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并制定进一步的国家建设构想。当然市民自律领域的扩大，对市民角色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要能够限制国家权力，市民必须具备更高的伦理道德力量。想实现这样的情况，只有依靠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才能达到。但在这里知识分子不再是政治道德精英，而是自律市民社会的代表而已。这也暗示着研究系知识分子走向文化运动的可能。
    五　结语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新旧政局交替时期。在这过程中，围绕着谁来主导政治权力，诸势力之间竞争非常激烈。虽然各个势力都试图树立以议会制度为中心的共和政体，但对于其中的具体运作方案，并没有达成一致。以强有力政府论为代表的梁启超在民初的政治路线，为应付这种现实政治语境，确保己派主导政局的目标之下出现的，是梁启超从维新以来一直摸索的国家观念之实践过程。梁氏希望通过能够保障诸势力间合理竞争的政党政治，来图谋国家与社会之整合，同时引入责任内阁制，确保主导政局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主张是以他素有的国家观念为基础产生的，他平素一直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社会理性的限制，才能恢复原有的公共性。这本身以英国宪政模式为原本，适用于尚未出现市民阶级的中国，其特征在于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性作用。按照梁启超的理论，知识分子作为具备政治道德整合力的社会精英，能替代未成熟市民阶级，牵制国家权力，同时调整社会诸势力的利害关系，由此代行社会公益、维持公善，作为社会理性的代行者，国家应有的公共性通过他们才能发挥。梁启超还认为，政党与议会，就是能够发挥这种知识分子理性作用的途径。因此梁启超非常重视立宪政治，希望借助代表社会理性的中坚势力，通过竞争与妥协，来确定国家大事的政治规范及习惯。
    民初梁启超的政治路线就是这种想法的实现过程。为此他一开始通过组成健全政党、创办报刊来聚集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通过持续创办报刊，汇合具备道德精英意识与近代政治知识的知识分子，同时他试图对抗革命势力及专制权力，健全政治秩序。
    但是梁启超的中坚政治构想，虽有数次实验，终以失败结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显然与袁世凯推行帝制运动，以及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大化，相应的中坚政治力量的薄弱有关，当然类似情况的发生也意味着民初自由政治空间的有限性。
    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在对抗这种政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国家与市民的对立关系，探索能够缩小国家权力兼扩大市民自治的近代政治秩序的建立方案。同时他们的这种主张，在讲究市民自律参与的基础上，隐藏着导向国民革命论的可能性。事实也是如此，特别是他们基于国家与个人自由对立关系的认识上，不再把国家当作是社会理性的代言者或者公善的主宰者，而只是国民个别利益实现的手段。随着这种认识，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认识也开始转变：从社会道德精英到批判国家权力的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出现，显示着这种过渡的完成，同时意味着维新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经过辛亥革命，依靠关于国家权力的正当权威的重新诠释，转换到国民革命上来。
    （本项研究获韩国政府批准的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MOEHRD］，项目编号：KRF－2007－361－AI0014。）
    注释：
    ① Peter Zarmw, “Liang Qichao and the No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Imag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M.E. Sharpe(New York) 1997; Richard Louis Edmonds, “The State of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997; Timothy B. Weston, “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Modern China, July 1998；白永瑞：《从共和到革命；从民初论争看的中国国民国家形成》，《东洋史学研究》（首尔）第59辑，1996；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3期，1992。
    ② 楠瀨正明：《中華民國初期の梁啓超と第一國會》，《史學研究》206，1994；［美］沙培德：《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制衡》，《学术研究》1996年6月。
    ③ 白永瑞：前揭文。
    ④ 梁启超：《莅共和党欢迎会演说辞》（1912年10月20日），《饮冰室文集》第29卷（以下简称为《文集》）。
    ⑤ 曾业英：《梁启超与民主党》，《近代史研究》1995年1期。
    ⑥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第17卷，第37—39页。
    ⑦ 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答礼茶花会演说辞》，《文集》第29卷。
    ⑧ 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答礼茶花会演说辞》，《文集》第29卷。梁启超：《罪言》，《庸言》第1卷第2期，1912年12月15日。
    ⑨ 梁启超：《莅佛教总会欢迎演说辞》，《文集》第29卷。
    ⑩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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