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中遇到了与革命派联合的地方保守势力的对抗，在金钱及权术支配的现实中，他们深刻体会到中国政治文化的落后性与共和政治基础的薄弱性。(37) 但他们把这种状况归于国民水平的落后，而且认识到依靠中坚的启蒙活动整合国民的局限性。(38) 所以他们积极摸索启蒙国民方案，并渴望通过国会的正常运作，树立宪政秩序。特别是他们更深刻认识到，作为克服官僚社会腐败势力与莠民社会亂暴势力的手段，政治改良具有重要意义。(39)
    梁启超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在于通过运用国会进行制宪，确立运用政治原则的问题，以及制定中坚之间的协议与决定过程。(40) 他主张维系社会中心议会的正当功能，强调关键不在制定完善之法，而在于社会势力的妥协程序。这就是以议会为中心，扩大中坚自律力量来主导国家建设的中坚意识之重新表达。这种想法是以确立议会作为舆论的中心表现出来。
    梁启超的这种想法在国会内获得了相当大的共识，其表现是国会设置了宪法基础委员会及各种讨论会，推动迅速制宪。(41) 无论国民党还是进步党均同意限制总统权限，以责任内阁制来作为恢复国会政治中心地位的举措。论文 http://www.qiqi8.cn 毕业论文
    但是这样的国会运作也不大顺利，其原因在于袁世凯的破坏议会动作。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在促进对地方政府的集权化政策的同时，又因不能容忍希冀对总统权力进行牵制的国会的制宪活动，而杯葛国会正常运作，并通过对收买议员来加剧议会力量的削弱。梁启超虽以中坚论理批判这种行为，但在国会议员中难得认同，这不可避免地成为限制梁启超中坚政治理论的现实条件，加上当时政治的难局给社会心理带来的冲击，酿成了社会上对共和政体充满怀疑的思潮。
    另外问题是，孔教运动及政治保守化倾向。一贯反对共和政治的康有为与清末遗老，将选举过程中的腐败状况归咎于共和政体，主张以孔教解决社会的混乱。(42) 当政党政治不能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时，由于存在对强有力国家的期求，反而产生政治观念上的怀旧心理。民初政治的怀旧心理又容易与以孔教国教化运动为中心的复古浪潮结合起来。如严复即在《北京平报》发表文章，攻击政党政治，提倡尊孔读经宣扬作为中国“国性”的“孔子之教化”。(43) 这意味着孔教运动与政治保守文化的逐步联合。
    从1912年夏天到1913年，在北京政府幇助之下，康有为所策划的孔教国教化潮流，发展为孔教请愿运动。(44) 其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否定共和政体的倾向，如读经及恢复传统儒教道德，恢复祀孔仪式，以及复辟运动。(45) 特别是康有为与清末遗老勾结地方保守势力，否定民国以来的整个改革，同时追求恢复传统的乡村秩序。
    孔教运动还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结合。袁世凯一边破坏国会，一边率先倡导封建礼教及祀孔。因而这种利用国家权力统合个人伦理及社会伦理的倾向性，终于以恢复祭天仪式表现出来。袁氏依靠自己权力，统一以上三个因素，推进帝制。这不仅是否定追求教育独立性的共和革命理念，同时与以社会的道德整合为基础而参与政治的中坚政治理论水火不容。
    孔教问题和政治的保守化引起了梁启超所构想的中坚政治的修正。众所周知，麦孟华等康门弟子及严复、夏曾佑等维新重镇参与了这场孔教运动，且他们在政治态度上转向批判共和政治。这意味着社会中坚势力的深刻分裂。而依靠国家权力统合社会，这对作为具备知识与道德，整合社会、牵制国家权力的中坚意识形成了威胁。梁启超不能接受这种守旧的儒教国教化及由国家权力支配个人的倾向。
    南北冲突也威胁到宪政秩序，中坚的分裂与政治保守复古潮流都使梁启超不得不修正其中坚政治论的思想。面对这种状况，《庸言》集团第一次对其构想的政党政治及中坚政治理论进行了反思。(46) 袁世凯推行集权政策及保守化政策，成为他们从联袁到反袁的思想背景。他们批判袁世凯的权力扩张，希望扩大中坚的力量，矫正国家权力的越权，恢复社会的秩序。为此他们打算超越当前的政党局势，团结宪政势力，积极推进制宪，并摸索组成超然内阁对抗保守腐败势力的方法。(47) 对他们而言，制宪不仅是单纯立法，或者权力竞争的问题，还是确立社会伦理及理性秩序层次的问题，只有制宪才能证明中坚的存在意义及社会的理性秩序。
    但是，袁世凯破坏国会与制宪受挫证明他们的构想无法改变现实，他们只能对中坚政治本身进行反思而摸索新方向。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袁世凯独裁以外，还指出议会及政党等政治势力没有承担精英的作用。张东荪等慨叹上层人士放弃了自己应该承担的整合社会角色。(48)甚至批判认为当时所谓政党不是政党，是只为了私利而结集的徒党，同时解剖了政党内阁制度结构上的问题。(49)
    这批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到：政党与议会已经失去对绝对权力的对抗作用，以及社会整合者的中心地位(50)。所以他们寻求恢复中坚社会整合作用的方法。当然他们也明确知道只靠单纯的道德说教，或者修改政纲，亦将无成效。这需要在中坚的良心与道德意识以外，重新寻找中坚政治的社会基础。于是走向社会成为必然选择，因为他们将中坚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原因归于缺乏市民基础。梁启超反思说：“始建国一年间，社会运动，其外观若甚磅礴郁积，如政党，如其它慈善学术团体，如私立学校，如报馆，如公司。其蓬茁于各地者，不可胜量，然而旋起旋减，若浮沤之相续而不暂留也。其幸而存立者，卽直接间接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厅为特别关系，而仰其辅助卵育而自活也。其尤可骇诧者，若政党、若股份有限公社，其性质纯为社会的，宜若与政府不能相蒙。然而托生命于中央政府或地方者，乃十而八九。”(51)
    张东荪认为：“盖国民与政府相对称而始乎正当之轨道”，以社会对抗力为出发点重新解释梁启超的对抗力槪念。(52) 这种认识表明他们认识到要发挥中坚的社会整合能力，一定需要市民的支持。因此他们摸索由市民阶级参与的政治方案，企图恢复精英的社会角色。
    当然这不只是梁启超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独有想法。国家权力的扩大与保守化触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他们认为共和政治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力量不足以限制国家权力，所以他们积极摸索启发国民与组织力量的方案。通过各种报刊，给国民提供政治常识，努力将国民引入政治议题，以此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对抗力。(53) 这些报刊包括《正谊》，《甲寅》，《中华杂志》等等。(54) 参与这些报刊的一些人物，面对国家权力的扩展，利用报刊将国民引入政治秩序，并以此对抗国家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权力的集权性与保守性，他们把社会视作新旧斗争的局面，而自己则是新势力的代表(55)。在这种认识上，他们超越既存政派，力求集合新势力，对抗作为旧势力的现实政权。特别是在新势力，卽所谓第三势力的旗号之下，充分利用上述舆论空间，要求政府恢复宪政，组织国民舆论，并讨论其具体方案。这是一种转型的中坚意识。这种中坚意识的基础，在于作为社会代表的自我认同意识，含有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而进入社会文化改造运动的可能性。但他们的目标还只在于通过恢复宪政秩序，或者限制国家权力，扩大中坚的自律领域。
    梁启超承认倚仗政党发展社会的失败，为呼应于已出现的进步报刊，他创办《大中华》，(56) 积极推进国民活动。并且他以此为基础，开始摸索依靠社会中坚的自律力量形成社会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案。从此，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立足于对伪共和的批判，改变已往从政治上改造国民的模式，转换到形成国民建设政治的模式。这种思想转换随着袁世凯推行帝制破坏共和，更为明显。
    四　中坚政治的破产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洪宪帝制意味着民国共和政体的正式告终。其后又有两次复辟，民国陷入军阀割据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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