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梁启超在这一时期，作为社会中坚积极应对现实，而他的政治行绩及其议论多姿多彩。他发起护国战争与反复辟斗争，兼有再造共和之功，帮助组织段祺瑞内阁，并任财政总长。但在新国会成形以后的参战案问题上，他又受到舆论的严重批判，至安福国会选举惨败，不得不隐退。(57) 在这过程中，梁启超、汤化龙等与军阀合作，有深化南北分裂之嫌，特别是以新国会否定旧约法体制，受到很大的负面评价。这不难理解，他们一直以“建设民国的政治家”或“国师”自居，企图主导政局，自然会引起社会上的不满。但这种评价有过分之嫌，无法评估他们的历史位置。反而，在考虑到关于辛亥与五四的连续性问题，就需要了解这时期梁启超所扮演的角色，这是理解他本身面貌的快捷方式。如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五四以后如何变成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集团，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58) 这里在研究系中坚政治论的遭遇上，探讨梁启超政治行为的内在背景，同时分析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来阐明他们从政治精英到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助于明确国民国家建设的多面性与连续性。
    从这些看法上理解当时他们行为的关键，就是他们原有的中坚意识。因为这些人，一边为达到对抗国家权力的目的，促成代表社会自律秩序的立宪政治；另外一边则积极组织护国战争，提倡不党主义，并提出新国会主张与参战议案，这些行为的动因就是他们自身的中坚意识。其中，他们的不党主义论是最明显的例证。如在讨袁之役后恢复国会问题上，梁启超与汤化龙先后声称：“现当国家再造之时，一切建设问题，当合全国优秀人事以协议一致解决之，若树党相对，实有百害而无一利，望前此各党要人设法将所属之党实行解散，免留畛域痕迹，以影响于政局，则国家前途之福也”(59)以鄙见测之，今日诚毁党之日，而非造党之日也。……惟当集新式思想人物为友谊之结合，开诚布公以商国家共同之利益，同舟共济。”(60) 这表明他们发起再造共和的根本意义在于恢复中坚政治。
    这种提倡不党主义的背景是什么？众所周知，洪宪帝制的失败与再造共和局面的出现，再引起大家对立宪的关心，这种关心集中于国会。梁启超与一些知识分子也期待着主动参与国会的制宪活动。
    但是这种期待不一定能改变现实，没有市民阶级的参与扩大，而地方势力的经济自给性增强，以及军阀出现的可能性，都威胁政局前途。(61) 认识到此点并追求制宪的新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也没有得到增强和提高。相反，能够收拾乱局的人才的匮乏反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所以解决这种难局的根本方略是扩大市民社会的基础，通过制宪，确立运用宪政的框架与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提出的不党政治，其用意在于摆脱争吵不休的利益集团而通往政党政治，通过复原中坚政治来建立宪政基础。(62)
    为此他们集合两党稳健分子，组成宪法研究会，讨论制宪方向。同时他们在议会里设置宪法会议，推动正式制宪程序。由于在社会上蔓延对制宪的期待心理，两个会议的进行颇受瞩目。但其议程却难见进展，因为如民初那样国会议员的不和及各势力对于共和的理解不一，社会上也出现国会无用论，特别在于不是政派之间的矛盾，而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成为新问题(63)。
    有对议会的舆论压力，又由于缺乏能调解这种问题的社会力量，制宪没有取得好成果。因此愈发惹起“国会无用论”等批判论调，(64) 为了解决这种难局，只有社会中坚超越政派观念，发挥高度整合能力，(65) 同时扩大市民的政治参与，才能巩固宪政的基础。
    由此，梁启超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另外创办《晨钟报》，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后他还主张组成新国会，提出参战案。而因为安福国会的出现，梁启超不得已选择从政界隐退，则标志其中坚政治的完全破产。但梁派为了对抗国家权力，增强中坚自律领域的举措如办报活动，由于适应了国民主义高扬与政治公共领域扩展的趋势，获得巨大成功。在这过程中，张东荪、张君劢等有关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角色十分出色。他们跟梁启超有着亲密关系，都参与护国战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里也对他们进行考察。
作为梁启超的追随者，他们的出现比较早。从民国初期，他们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活动，响应梁启超的政治立场。特别是通过《庸言》等报刊，大力宣传政党政治理论。上述《庸言》的三个集团中，他们一开始就非常活跃的原因在于，他们善于以现代政治知识来解释国家权力及论证梁启超政治路线的正当性。与梁启超的关系也最稳固。(66) 他们在留学时期，还曾参与梁启超筹办的各种立宪活动。他们虽以寒士自居，可具备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意识，又有近代的政法精英意识。(67) 他们强调在国民程度未熟的状况下少数精英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汇合精英摸索预防专制的立宪政治思路方面，也与梁启超的想法完全一致。(68) 这也就是以道德与法律整合国家社会的士大夫意识的变形。(69)
    这种精英意识有别于革命派和旧官僚的认同意识。他们从组织政闻社、刊行《宪政新志》开始，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但在民初他们以《大共和日报》、《少年中国》、《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等报刊展开活动，批评现实，以维持并扩大自身的影响。在对抗袁世凯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庸言》杂志，崭露头角。
    以后他们利用舆论空间，主导对政治文化的批评。当时袁世凯谋求集权化和国家权力的私权化，推进帝制，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严重分裂。(70) 知识分子体会到当时缺乏能够矫正国家权力滥用的国民对抗力，又相继创办了《甲寅》、《正谊》、《太平洋》、《新中华》、《大中华》等许多报刊，试图组织国民舆论批判袁世凯的独裁。这些报刊的宗旨均是召集知识分子研究国家建设大计。(71) 其意义在供给国民以政治常识，促求国民的觉醒与政治参与能力，同时探索分散国家权力、扩大社会自律领域、促进限制国家权力的政治秩序的途径。当然，这种议论均以国民程度未成熟的状况来作为社会中坚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从袁世凯独裁到安福国会出现，进步知识分子超越党派汇合在一起，反思政治现实，讨论该采用以内阁制或联邦制为中心来恢复宪政方案的问题。
    在这些言论空间中，《大中华》批判孔教及传统家族制度，阐释新文化运动的可能途经(72)。黄远庸介绍新文化思想，探究对政治的社会？文学领域的独立性。(73) 张嘉璈、杨端六、梁启超还提出在经济领域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案。(74) 另外，他们主张中央银行独立论，反对袁世凯的经济集权化政策，并讨论宪政势力的大联合与政党结合。这些活动使他们能够主导话语空间，发起护国之役与反复辟斗争，同时也是他们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特别是他们按照中坚意识，认识到话语空间对抗国家权力的作用，将此作为聚合反袁势力的空间。
    在这过程中，张东荪的活动非常独特。他在身任参议院秘书长兼宪法研究会秘书时，积极参与制宪活动，同时他对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做了再解释。(75) 他以国家与社会的制衡概念来提倡联邦制，主张关于缩小国家权力、扩大社会自律秩序方案的摸索。这些课题同时也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之共同话题。(76) 张东荪的联邦制不是从单纯地方自治的角度上提出的，而是出于包含对国民形成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考虑，在整合社会兼摸索国家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的。
    关于张东荪以小群主义和贤人政治论为中心的联邦论，其形成及其发展到社会改造论与伦理市民论，这里无需详细分析。(77) 需要关注的是联邦论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种说法非常讲究市民自治。要防止国家权力的扩大，当然需要具备市民意识的权利意识，张氏所称之“正谊”。这不仅仅是防止权力恣意侵犯，防御自己私权的消极意思，而且是包含着在主权者的责任意识基础，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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