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国会与政党》，《政论》2，（1907年11月15日）。
    (68) 张君劢：《论今后民党之进行》，《新民丛报》4—23，1907年11月15日。
    (69) 参见圣心：《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东方杂志》8—4，1911年5月。
    (70) 徐博霖：《强有力政府之效果》，《正谊》第1卷第8号，1915年5月15日。
    (71) 如《新中华》的宗旨是：“本杂志专研究立国大计及一切政策何者为最适，宜不涉一党偏见之见解，不为一时苟且之谟。……绍述世界最新学说，最有力之政论”，《新中华》1卷1期，1915年10月1日。
    (72) 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吴贯因：《尊孔与读经》、《改良家族制度论》、《改良家族制度后论》；《大中华》第1、2、3、4、5、6期。
    (73) 黄远庸：《新剧杂论》，《小说月报》第5卷1、2号。
    (74) 研究系一贯主张中国银行应脱离财政部的直接掌握。因为这是能够监督国家财政的根本。有关1913年汤浚对财政部的斗争，参见中国银行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银行（一九一二—一九四九）》，第104—105页。1916年宋汉章，张嘉璈主导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停兑令，维持中国银行信用，对上海资产阶级转换反袁起了不少作用。在段祺瑞内阁时，他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试图制定中国银行则例保障中国银行的独立性。见该书第73—83页；姚崧龄编《张公劝先生年谱初编》，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27—28、35—38页；端六：《金融机关之独立》，《太平洋》第1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梁启超：《余之币制金融政策》，《大中华》3期，1915年3月20日。
    (75) 特别是1918年12月，梁启超带动研究系知识分子出国游欧以后，张东荪实际上代辨他们的立场。
    (76) 丁世峄：《民国国是论》，《中华杂志》第1卷9号，1914年8月；章士钊：《学理上之联邦论》，《甲寅》第1卷第5号，1915年5月10日。
    (77) 拙稿《民初张东荪国家建设构想的形成》，《近代中国研究集刊》（1），2003。
    (78) 张东荪：《中国之将来与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谊》第1卷第7号，1915年2月15日。
    (79) 张东荪：《吾人统一之主张》，《正谊》第1卷第8、9号，1915年4月15日、6月15日。
    (80) 东荪：《制治根本论》，《甲寅》第1卷第5期，1915年5月10日。
    (81) 东荪：《行政与政治》，《甲寅》第1卷第6期，1915年6月10日。
    (82) 东荪：《民治》、《政治之平凡化》，《时事新报》1919年1月3日、6日

上一页  [3] [4] [5] [6] [7]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