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他的这种言论不过是依靠中坚势力进行政党活动的延伸。对他来说，报刊是社会（＝中坚势力）和个人相互联系的媒介。
    当然梁启超是个善用言论的人(28)，对他来说，言论的用处不仅仅是启蒙国民，而且是集合知识分子与对手竞争，组成政党政治的一个部分。正因此，他致力于团结许多中坚知识分子。因之，要分析梁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及行为，有必要考察他创办报刊的活动。
    三　中坚政治实践与其曲折
    梁启超回国以后积极参政，他的中坚政治论就进入实践阶段。他的参政目的就是依照自己的政党政治理论与政局构想，聚合具备政治知识与道德意识的社会精英＝中坚，确立近代政治规范。其实践的重要契机是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对梁启超而言，这次选举是政党政治实现的第一步，而且是其中坚政治实验的出发点。建设对抗国民党的大政党参加选举，获得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是确保实现他政党政治理想的基本条件。所以当时他追求一边以共和党为中心统合诸政治势力，另外一边急忙创办政论性杂志以吸引选票。
    虽然梁启超组织强大政党的希望没有收效，但他获得旧识徐佛苏、林长民、汤化龙、梁善济、蒲殿俊等人的支持。这些人物在立宪运动中，都曾是颇有声望的学者型政治家，是宪友会的骨干，后来成为发展进步党和研究系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身边已经成功地聚合了一些学识渊博，对中外历史和各国制度都有比较深刻认识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与研究系知识分子形成紧密相关。他们有着与梁启超相同的中坚意识、政治路线，依靠《庸言》、《国民公报》等政论性杂志主动参与建设共和政局。最典型的是《庸言》(29)。这杂志是梁回国后，在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内急忙创办的。它以刊载梁派的政纲及政策，扩大以国民支持为基础的政党正常活动为职志，希图通过阐明有关国家建设的原则，实现对社会的启蒙作用。因此《庸言》把从新建共和国的名称及道德的社会统合方案，到国家各个机关之间，如总统、议会、内阁的权力关系为中心的国家组织，及国政运用方向，都作为讨论对象。论文 http://www.qiqi8.cn 毕业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该刊撰稿人具有独特的中坚意识。这些人虽然对具体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整体上，有区别于国民党或袁世凯派的系统想法，并不忘记维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在他们的文章中，经常能发现少数先觉者或者社会精英意识。他们自认为是未成熟社会的力量代表，是社会理性的代表。在他们眼里，牵制绝对权力及暴力，摸索国民的整合办法，确立政治共同体的原则，是他们唯一的使命。这种意识在他们的政论中充分表达出来。比如，他们所主张的“强有力政府论”，并不意味着赋予总统绝对权力，而是摸索能够尽量发挥中坚的社会自律力量的体制，是追求议会和行政部互相牵制及势力均衡的责任内阁制。
    撰稿人的构成情况或可展示梁氏所设想的中坚力量的具体面貌，以及民初梁启超一派知识分子的脉络关系和性质，从中也可明了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起源。《庸言》的撰稿人的基本面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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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数人物有着留日或国外考察的经历，而且许多人已在政治领域或报刊等文化领域中活动过。这意味着梁启超的活动基础继承着从维新以来，依靠文化权力摸索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传统，并具备在新旧交替时期对于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知识资源。但他依靠的文化权力的性质相当复杂。这批知识分子并非单一性质，以形成要因、世代、活动领域及与梁启超的关系为论，大略可分为三个集团：
    第一个是从维新运动起，就同梁启超一起参与各种活动的所谓康门弟子，麦孟华、麦鼎华、汤觉顿、罗淳融、梁启勋等人。第二是维新中坚及其周边人物，如严复、林纾、夏曾佑等，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第三是留学生知识分子如蓝公武、张东荪、张君劢等。(30)
    《庸言》的这三个小集团，由于与梁关系亲疏不一，对于共和政治的解释与参与方式的不同，其活动空间难免存在差异，其结合程度难免脆弱。但对梁启超而言，要应付现实，建设一个政治势力，应该尽量扩大他们的共通因素，巩固内部团结，并确保能够发挥中坚作用的基础。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对抗力理论，重新强调精英的社会作用。其核心在于依靠中坚势力的团结，牵制绝对权力及滥用暴力。他认为，为了避免君主专制，或者多数暴民专制的脱轨现象，必须具有能够对抗滥用权力的国民组织力量，而在国民的政治道德水平不够成熟的条件之下，还需要可以替代幼稚国民的少数精英，即中坚分子的作用。(31)
    同时他强调这种中坚阶级应当在政党框架之下团结起来，才能发挥社会的对抗力量，“强健政党之对抗力，何自发生耶？曰必国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从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诱也。既以此自励而复以号召其朋，朋聚朋则力，弸于中而申于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则起而与之抗。则所谓政治上之对抗力，厥形具矣。”(32)
    梁氏这种说法的用意，在于明确社会中坚的作用，并且强调面对共同之敌——革命势力与专制权力，巩固内部团结，进一步通过建设安定的宪政秩序，确保实现中坚政治的基础。但由于社会还没有成熟，还不能期待急速变化，梁启超想依靠政党政治的发展，使“中坚意识”获得现实意义。按照这种想法，精英要成为政治认同意识、对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启蒙者，首先需要以制宪获得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活动空间。但是，与他们的期待相反，民初实现宪政的可能性很少。其原因在于复杂政局中政治势力间的尖锐对立，特别是由于各个政治势力的利害关系极为复杂，难以树立安定的宪政秩序。
    在这种状况之下，梁启超所希望的宪政不是固定的法规或者制度，而是能够发挥社会中坚自律性的结构，是社会公意之下决定国家重大事件的一种政治惯例及政治文化，以此实现宪政的正常化。这不是从单纯的制度层次讨论制宪，而是着眼于政治文化的运用。据他掌握的各国宪政经验来看，作为政治制度的国会不能自动地保障理想的政象，随着国会与政府的力量关系发生变化以及运用方式的差异，政象变化也很大。(33) 所以他认为整合国民的核心不在于某种固定形式的法律或者制度，而在于运用宪政的惯例。
    当然，这种惯例只能从政党间合理的竞争开始(34)。梁启超认为只有通过政党之间的合理竞争格局，才能达到社会的整合并制限绝对权力，而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坚势力也才具有社会威望与道德整合力。除了将报刊活动作为道德整合的方法之外，梁也强调其他教育及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但他们都认为最根本方法还是政治改良，作为其出发点，选举又是重要程序。梁启超针对国会议员选举说道：“选举就是连结政党和国民的关系的装置，而且以通俗言语给国民提供政治常识，以提高国民的政治关心及爱国心。”(35) 梁派想在选举以后成立正式国会，通过制宪程序，确立社会整合的体制。他们特别希望依选举结果成为多数政党，主导合理的制宪过程，实现自己构想的政治体制。
    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宪政活动在很短时间里便连遭失望。这种失望还伴随与袁世凯对国会的蹂躏及共和政体的瓦解过程，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与中坚势力活动空间缩小的过程。比如宋教仁被暗杀案，二次革命，国民党被勒令解散，同时进行的袁世凯集权化政策等，虽然其间进步党结成多数党，有组成人才内阁的机会，但就整个过程来看，他们中坚政治论所依赖的现实条件之局限性，越发暴露无余。
首先1913年3月结束的国会议员选举，让梁启超及《庸言》同人非常失望，梁启超甚至产生了放弃政治的念头。吴贯因也认为选举结果不过是愚众政治的弊害之一，慨叹官僚和金权支配的政治现实，并怀疑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可能性。(36) 他们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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