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一　序言
    武昌起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局面正处于急遽的新陈代谢中，为了主导这个过程，诸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竞争。由于革命本身缺乏市民阶级的参与，革命过程中又没有形成能够主导时局的政治势力，使得这种竞争更显复杂。当然，最近的一些研究对参与民初政局的诸势力都进行了再考察，民初政局的轮廓已经大致显露出来，特别是当国民国家建设理论应用于民初政党政治，将1910年代作为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前奏进行认知，将民初政局作为国民对于共和制热切期望的一种政治实践来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以话语空间为中心的考察，进而揭示各政党的政治构想及其竞争机制，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① 从此立场出发，对民初梁启超的政治构想和实践的深入研究或可赖此而展开。② 梁启超以自身独特的国家建设构想为基础，在建构话语空间以及影响政局方面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他的英国式宪政理论与政党政治构想进行再评价，或可对民初政局作出新的解释。
    本文围绕民初梁的国家建设构想，将考察重点放在其造成的影响方面，特别是将通过对其中坚政治理论的研究，尝试对民初梁的政治构想与实践作出一个综合的评价，同时还会涉及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在实践中造成的话语空间之性质，兼说明从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来发掘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意义。
    二　民初梁启超的“强有力政府论”：中坚政治论的提出
    1912年10月8日，在全国的欢迎与期待中，梁启超回国，开始真正地参与共和政局。1912年4月，他在中国建国方针里，发布了以强有力政府论与保育政策为核心的政局构想。这“强有力政府论”的涵义并不简单，隐藏着他对现实的解释及关于政局的长期构想。故此，“强有力政府”论可作为理解民初梁启超政治活动的关键词。
    首先，梁启超提倡强有力政府论是他对现实认知的反映。梁启超素有以国家主义来解释世界格局的立场。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国家机构解体及国家与国民关系弛废的危险状况，因此他认为必须恢复政治权威，维系社会向心作用，强化国家和国民的有机关系。他主张，首先是建设强有力政府，保育未成熟的国民。但他特别强调，只有通过以议会和政党为中心的政党内阁制，才能达到这种目标。
    表面上看，“强有力政府论”，不过是先建立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政府以此对社会实行积极干涉政策。但梁氏的用意在于，必须承认议会的政治中心作用，并强化行政系统的独立性。因此他主张责任内阁制，同时，强调政党之间健全活泼的竞争。他认为建设政党之间的合理竞争体制，就是恢复政治的向心作用，进一步祛除当时政局不安定的因素。这种主张确是梁为了应付政局，按照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共和政体而提出的。③
    虽然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对借国会进行权力竞争寄予很大希望，为确保主导共和政局，诸势力之间的竞争自是非常激烈。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之前，革命派从牵制袁世凯的角度出发，考虑采行政党内阁制。以宋教仁为中心的稳健派，相信以政党内阁制与议会政治并行，能够实现共和政体，他们成立国民党，积极准备国会议员选举。其他反国民党的旧官僚和以立宪派为中心的势力也非常活跃，他们虽然接受共和政体，但为了对抗国民党，一方面通过诸政治团体合并，热衷于建设大政党；一方面以国家主义为号召，通过拥袁，积极参与与国民党的竞争。
    梁启超所设计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当时的政局结构，这在他有关共和党的论述中有所体现。他说：“共和党乃集稳健分子，舍破坏而图建设，党基既建立，渐引国人入政治轨道，使寡人对（专）制之现象，无一发生。”④ 他的想法是聚集非革命党、非旧官僚中的“稳健”势力，“建设”新社会，以此防止共和政治的破产。同时梁启超依靠这些论述，也给立宪势力提供了参与政治或者拥袁的理论依据。
    但参与宪政的所有势力并不是单一的势力群体，支持梁启超的诸势力之间也存在相当分歧。与梁的希望相反，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就难以统一。正因为立宪派本身涣散，而且对局势及对袁世凯的评价各异⑤，梁启超要统一各种政治势力，需要一定的理论和组织，这成为民初梁启超的参政方式及后来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共和政论并不突兀。武昌起义以后，他一直在努力建构他的立宪思想，这也是以他旧有“开明专制论”为中心，重新解释“共和政治”而形成的。梁启超早就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在国家建设初期，由于民智幼稚而无坚实组织，国民还没有达到运作议会政体的水平时，一定需要依靠以强有力的道德主体为基础的开明专制政治。⑥ 回国之后，梁启超对于中国共和政体的认识是非常悲观的。袁氏民国靠外债度日，国内各业千疮百孔，⑦ 加之一年以来，共和政治所显现出来的幼稚性，尤其是当时越来越严重的分权化倾向等因素，动摇了民国的基础，“国体已定共和，可是没有伴随的变化”，所以“只是名称上共和国，没有具备实质的变化”。⑧ 作为共和政体的最小前提，具有公共道德的国民与社会，在当时看不见一点端倪。⑨ 这是梁氏深为忧虑的，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对共和政体的怀疑。⑩
    梁启超的这种论断某种程度上可代表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如戴季陶，章士钊，黄远庸等都有类似共鸣(11)。他们以政党政治为中心解释共和政治，同时也敏感地认识到民国的种种现实，难以保证理想的政党政治之实现。其实辛亥革命以来，除了通过政党和报刊活动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外，新的政治基础并没有扩大。由于没有清算旧势力，社会保守势力仍然存在，大多数知识分子明确认识到共和政体基础的虚弱。为了打破这种状况，他们便主张突破现存的政党结构，汇集与旧势力对抗的新知识分子，组成新的政党，以改变政状。(12) 对他们而言，在“共和”的理念之下，打破保守势力，确立近代政治规范，把国民引入共和政治，是根本课题。由此可见，民初政局除了表面上的政象外，还有新旧纠葛的结构，同时还存有民初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内存在的与保守主义的颉颃意识。
    梁启超主动迎合知识分子的这种动向。为此他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又主动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构想不仅与其国家观念有关，也是在结合英国政党政治模式和中国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应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性，这反映了他在民初政局中希望看到的政治行为。为了掌握梁启超在民初政治行为的基本背景，不可不考察他以国家和社会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以开明专制论为代表的梁氏政治思想，基于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而成，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结合。强有力政府论的基础也是如此。依据国家有机体论，把国家看作国民的总合，是具有超越个人意志和利益的固有体。(13) 正是在这点上，国家才获得合法权威，与尚未具备公德和私德的国民相比，国家是有道德的、有正义的存在。因此国家保育和治疗未成熟的国民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种国家观念并不意味着以某种超越的国家权力强制或统摄国民。相反，它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建设方案。国家应当是由先有以自律的个人组成的诸多社会组织之结合体，然后通过这些组织之间的协调，共同建设国家。同样，梁氏所关注的也并非国家和国民的直接关系，而是国家和社会，或者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因此，国家的主要功能在于合理调整许多独立社会势力之间的利害及竞争，以维持公善。其关键在于社会的代表怎么发挥自己本身的整合作用。为了妥善维持这种竞争体制，应当使社会上认同有关的竞争方式，这只有通过自律的市民阶级对抗绝对权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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