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交换关系，按照唯物史观，它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市场发展就应当用生产力发展予以解释。但“事实”上，市场发展是比通常理解的生产力发展更为基础的东西，正是市场发展既引起了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也（通过刺激生产的专业化）引起了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运行理论如果能够给予“市场发展”以更为基础的地位，那就可以走出唯物史观早就把我们引入的“死胡同”。而诺思的理论模型正是如此，它根本没有采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特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完全以经济人理性选择为基础建构历史理论，并且阐明了市场发展的原理，这就解决了困扰历史学家上百年的大问题。

十一、对“人口模型”不成功的运用和不得要领的批评

诺思的历史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掌握和运用。但在诺思理论提出前后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学者并没有很好地掌握和应用这一理论（方法）。笔者以为，艾温、黄宗智岁传统中国社会的解释，都是对“人口模型”的不成功的运用。

英国学者艾温(M·Eleiv)在《旧中国的模式》一书中，也力图用“人口因素”解释中国落后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落后是技术的落后，而技术自14世纪处于停滞应归咎于人口的过度增长。当人口增加而土地不能相应增加时，农田不足以维持生存，农民只好从事副业生产，以赚取辅助性收入，这就促使农民家庭手工业（纺织业）的兴起。在家庭手工业中，农民只要少许投资，购买简单的设备，便可利用家庭闲散劳力（包括妇女儿童），从事纺织，将产品送到当地市场出卖。只要出卖的价钱超过他们原料和工具的成本，他们便觉得有利可图。同时，由于市场上有许多出卖纺织品的农户，于是棉布商或经纪人就可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到所需产品，这比他们设立工场、亲自监督工人生产更为经济。结果形成市场与生产技术的分离，即商人所关心的只是市场的运行，而不是生产的经营与技术的改进。中国生产技术停滞的原因就是如此。

在解释中国技术停滞的基本原因后，艾温把公元600年到1800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600——1300年，1300——1600年和1600——1800年。在头两个时期，伴随人口和耕地的扩张，以及一部分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农业产量大致能跟上人口的增长。但在第三个时期，人口大幅度膨胀，而耕地开垦殆尽，传统技术达到顶峰，即使投入再多的劳力，也不会刺激农作物的总产量。这样，农业被困在一个“陷阱”(trap)里。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在当时的资源和人口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已达最高水平的平衡，以至失去潜在生产力的积累，即失去内部动力，这时候，只有西方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才能解脱困境。

其实，艾温虽然理解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但他并没有搞清技术进步（受市场盈利的刺激）的基本原理，所以他用人口因素解释中国经济停滞的“原因”，本身就难以成立。对人口陷阱的最有力的反驳是，在汉、唐、明、清四大王朝统治的前期，人口都比较少（社会战乱造成），所以不存在“卡脖子”状态。但在其延续的二三百年中，社会经济却都没有突破发展的“瓶颈”（这里只是套用习惯术语，实际上人们对“瓶颈”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正确认识）。既然在不没有“卡脖子”状态的环境中，社会经济也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指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那就没有理由把传统社会的停滞归咎于什么“卡脖子”状态（陷阱、过密化、瓶颈等）。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是否出现“卡脖子状态”是一回事，而“卡脖子理论”是否正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卡脖子理论”根本就不正确，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中国何时进入或者一直没有进入“卡脖子状态”。可惜的是，我们在侯建新先生的文章中，没有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见解，而用了较大篇幅谈论中国是否出现了“卡脖子状态”。他谈到，艾温认为，中国在18世纪时（当时人口接近4亿）即达到“卡脖子”的境地；敦伯格(R·Deruberger)认为在19世纪末，王业键认为应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而珀金斯认为到20世纪中期也未见到真正的困境。据何炳棣、珀金斯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超过5‰，乾嘉年间最快时也不超过10‰，而现在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率常在20～30‰。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乃是晚近30多年的事。侯建新先生就此认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从全国范围讲，得不出一个“陷阱”的结论。

侯先生（并且不仅仅是侯先生）用“人口增长率”来说明人地比例关系是否进入“卡脖子”状态，其推理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人地“比例”是某一个时点上（人口和土地）这两个事物的数量比，而人口“增长率”则是人口这同一事物在两个时点的比较（计算得出的数据），所以人口“增长率”根本不能说明人地比例关系的状况。如果“人口增长率”确实对说明“人地比例”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学者们则完全搞反了，因为某一阶段人口增长率高，正好说明在这一阶段开始时，人口仍然具有较大增长余地，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即没有进入所谓的“卡脖子”状态。相反，如果某一阶段人口没有增长或者增长率很低，正好说明那时人口已经基本饱和，很少有增加的余地，社会已经进入了贫困化“陷阱”。总之，侯先生以“明清两代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现在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率”来论证中国没有出现所谓的“陷阱”，道理上完全是错误的。

其次，用“明清两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超过5‰”这一数据来说明人口是否进入“卡脖子”状态，则不具有任何意义。明清两代共达543年，在这五百多年中，人口（数量）至少经历了两次大幅度波动，例如清朝代明过程中的隐含变量就是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农民大起义以及人口的大量毁灭。几百年中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数据，掩盖了不同时期的人口状况，也搞混了经济史研究。如果从更长的时段来考察人口“增长率”，那么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将近6000万，经过多次波动，到明清之际又成为6000万，在一千多年中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大致为零。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明清两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超过5‰”之所以无用，是因为它既不能说明人口没有饱和，也不能说明人口已经饱和，就象一座池塘的“平均水深”不到1米既不能说明它不会淹死人，更不能说明它会淹死人一样。因为只要有一小片足够深就可以淹死人，而与水池的平均深度没有关系。

笔者以为，艾温、黄宗智、敦伯格(R·Deruberger)、王业键、珀金斯等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农业究竟是18 世纪、19 世纪还是20世纪进入了“卡脖子”状态，或者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卡脖子”状态，都是无谓的争论。大体说来，“陷阱”、“卡脖子”状态、“过密化”或“内卷化”等概念，只是对中国经济状况的一种描述和归纳，它们并不具有原理性意义。对经济史研究来说，它们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反过来说，它们自身倒是还需要用更基础的原理予以说明（可在网上搜索拙文《不得要领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

就明清“经济状况”，笔者与侯建新先生的看法大体是相同的，学者们关于“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的论断，估价确实有点过高。正如侯先生所说，“从总体看，1840年左右的国内市场，农村还是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侯先生提出，“衡量商品经济水平，不但要看到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多寡，还要考虑社会分工规模、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市场发育的程度等因素。即使进入市场部分，也要具体分析”，笔者对这些看法都非常赞同。不过，侯先生介绍的他在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经济研究——一项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统计分析报告》中的一些论证，却使笔者大惑不解。

侯先生说，在华北农村，“愈是歉收年份，市场愈活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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