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例如在村庄防卫中，不会因别人增加了安全而使自己的安全减少。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可能不享受。由于不出资者也能受益，所以人们都想让他人为村庄防卫和修筑道路出资出力而自己却坐享其成。为要克服这种“白搭车”的刺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立政府权威并向一切受益者征税。因此，政府实际上是向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

公共产品也需要生产成本，因为提供有效“保护”需要训练有素的武装士兵，提供经常性的“公正”需要有解决纠纷的组织和人员。在原始时代，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少，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就承担了向其成员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武王伐纣后的大分封时代所分封的诸侯国，其功能就是为它统治下的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当时的诸侯国实际上是血缘宗族和按地域“行政单位”的结合，所以某国的居民就是某个姓氏的族民，现代的不少姓氏就是由诸侯国的国名演变而来的。

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如果要对居住在田野上的单个农户进行有效保护，其费用就会大大超过其全部财产的价值，经济上显然得不偿失，所以农户都聚居为村落，以便组织起来进行自保。从保护的角度看，村庄规模越大越好。但是从生产方面说，村落越大，耕地距居住地也就越远，耕作、施肥和收获时花费在途中的无效劳动也越多，成为规模不经济。实际形成的村庄，就是在保护方面规模经济（越大越好）和生产方面规模不经济（越小越好）之间的平衡。从国家对边境的防卫来说，也很容易说明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因为国家收益可以按所辖地域（面积）成比例增加，而费用却只按其周长的比例增加。由于地域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所以国家管辖范围越大，单个居民享受公共产品所分摊的防卫费用就越低。由于规模经济原理的作用，在那些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中，总是能够形成统一国家，因为统治者都极力扩大统治范围，而居民也都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从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人口增长导致了劳动报酬递减，于是正当劳动的“相对价值”大大降低，而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升高，这就吸引（刺激）不少人采用不正当手段谋求利益，于是社会秩序就会趋于混乱，这时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历史上某些时期所谓的“世风日下”，原因就是如此。不过过去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一些直接的表面的原因，例如认为“世风日下”是统治者腐败、无能造成的。如果但从公共产品原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人口压力增大是生石灰秩序混乱的深层次原因。笔者由此归纳了一个所谓的“秩序定理”：在传统社会中，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性。

也许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的社会状况（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中国人大都听说过“画地为牢”的故事：据说在周文王统治下的西岐，文王只在地上划圈“囚禁”犯人，没人监督犯人也不致“越圈”逃跑。过去都认为，这是文王对社会广施仁政的结果。不过现在看来，文王的“仁政”之所以能够有效实施，必须具备合适的社会条件，例如必须有百姓的自觉守法来配合。可以设想，在实施“画地为牢”的环境中，百姓故意犯罪肯定很少（大都是过失犯罪），即使故意犯罪，恶性程度大概也不高（恶性犯罪必须严惩），不会超出现代法律中需要给于“警告”或“训诫”处罚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下，正常的社会秩序当然很容易维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低），所以文王才能够用如此宽缓的手段，通过广施“仁政”来治理国家。

但到春秋晚期，随着人口的增加（根据资料，春秋战国是中国人口大增长时期），社会秩序已经大不如前，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这是逐步破坏“周礼”的结果，所以主张大力恢复周礼，象周文王那样对天下施行仁义，以德治民，使社会贵贱有序，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现在看来，孔子想通过恢复周礼来恢复社会秩序，实际上是想用较低代价向混乱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孔子到处游说，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却没人实行他的主张。经过几百年以后，直到汉武帝时代，统治者和社会精英才共同认识到，儒家思想对“维护”正常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于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与孔子的政治思想相反，到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儒家“仁政”思想对“治理”混乱的社会不起作用，于是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治理社会，这就是“法家”思想，其集大成者是战国后期的思想家韩非。韩非在论述行仁义不能治天下时指出：“（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古今风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所以强烈主张治乱世必须使用严刑峻法。韩非的看法与当时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的意见颇为一致，例如此前在魏国主持改革的李悝，在楚国主持变法的吴起，在秦国主持变法的商鞅，无不推行法家路线。最后，中国由实行法家路线的大政治家秦始皇实现了全国统一，更证明了法家思想适合于治理乱世的道理。

至于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在于人口状况，古代思想家中仍然是韩非认识得最为深刻，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可见，韩非早已认识到，人口过剩与社会混乱密切相关。

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对这一原理也有深刻认识，他在《公车上书》中说：“我生齿既繁……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我民穷困，游散最多……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建议修筑铁路，把百姓运送到边远地区开垦荒地，用以解决人口和社会问题。

“秩序定理”（人口密度与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正相关性）也可以用来解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王朝兴亡。秦末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起义、黄巢起义、元末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等八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是在人口饱和情况下发生的，其中除秦末大起义外，其它七次起义都明显由大面积的灾荒（主要是旱灾）所引起（秦末起义是否具有灾荒的原因，历史记载不太明显）。在人口饱和时出现灾荒，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费用就会大大超过统治者的赋税收入（南开大学魏风春博士用“财政危机”表述这一情况，也颇新颖）。由于统治者承担不了公共产品的“亏本”交易，于是王朝走向垮台。在起义和战乱毁灭了大量人口，人地矛盾缓和以后，天灾也往往过去，而幸存人口又渴望稳定的秩序，这时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又大大降低，于是就出现了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又一个专制王朝。

笔者曾经把历史上的人口波动按年代顺序画出一条曲线，很容易看到人口大幅度波动与王朝的盛衰兴亡是吻合的，过去我们偏重于用统治政策来解释人口状况（例如新王朝对农民阶级的让步政策），这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人们会问，统治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于是我们还是不得不归结到社会经济生活，这就会得出政策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论。但在探讨历史运行的原理上，相互作用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现在我们反过来认识问题，人口状况是比政策更为“基础”的东西，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人口过剩）使得社会秩序混乱，再由于外生变量自然灾害的掺入，终于导致提供公共产品的统治体系崩溃，由此解释了中国宏观的历史循环。由于人口增长根源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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