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属性”（自然属性），而自然灾害也完全来源于自然界，它们在社会运行模型中都是不可解释的“外生因素”，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外生变量”是中国王朝兴亡和历史循环的“终极原因”。

九、传统社会停滞的“人口—地理”模型

一般认为，在因果关系原理中，相同的结果应当有相同的原因，而不同的结果则应当有不同的原因。穆勒“探求因果关系四法”中的“求同法”和“求异法”，其基本依据就是如此。根据这一思想，探讨中国和西欧历史进程的反差，就不能归结到相同的“人口动力”，而只能归结到不同的环境条件。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人们面对人口增长引起的环境压力下，只得在环境中找寻对抗压力的手段。如果环境正好为人们提供了发展相应手段的可能，人们就会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社会就出现发展进步，近代西欧社会发展了商品市场经济，原理就是如此；而如果环境并没有为人们发展新手段提供多大可能，现存人口的生存条件就会恶化，一直恶化到勉强维持生存的地步，再遇到灾变性的“外生变量”，就会导致人口大量毁灭，社会一下子倒退一两百年，这就是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地区进入农业文明直至资本主义扩张到来的状况。

现在，大概无人再把中国和西欧社会进程的重大反差归咎于他们人种的不同。既然不是人种的不同，就必然归结为他们遇到了大不相同的环境。我们知道，中世纪的人口压力迫使西欧人从中心地区向周围地区扩散迁移（移民垦荒），但在新地区他们各自遇到了大不相同的气候条件，为适应不同条件而选择了不同的生产类型，获得了不同的产品，这就在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了潜在的贸易盈利。由于水路运费低廉，便于潜在利益的实现，刺激西欧人发展了新的交易手段，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对比中国的情况，远在秦汉时期，中心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压力就迫使人们从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迁，但在边远地区，他们遇到了与中心地区大致相同的环境（主要是土壤、气候），于是只能够生产与中心地区大致相同的产品，所以各地之间并不存在潜在的贸易盈利。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计算，从现今陕西、甘肃交界处向东一直到山东半岛东端，在这一长约1500公里、宽也达数百公里的广阔地域内（即历史上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基本产品都是相同的，在古代都是夏麦秋粟，各地之间并不存在多大的比较利益。对那些自然条件有一定差异，因而产品有一定差异的南北各地之间，却没有水路可供通航，而陆路运费却大致高出水路运费30倍，古代条件下一般产品根本承受不了如此高额的运输费用，致使南北各地少量潜在的贸易盈利无法实现，所以基本产品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事实上也没有发展起来），导致社会长期陷于停滞。

简单地说，在中国，中心地区在人口压力下外迁的农民，遇到了与中心地区大致相同的环境，于是“复制”了相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复制了相同的社会结构，直到把全国各地都复制成小农结构为止，结果就在全国形成了“袋装马铃薯”式（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比喻）的整体社会结构。 十、“选择史观”和“唯物史观”

笔者总感到，外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看法颇为一致，即都能够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来解释人口增长的负面作用，如侯先生文章中介绍的波斯坦、恰亚诺夫、  艾温、黄宗智等，尽管将人口因素用于具体分析某一地区时大不相同，但他们所使用的基本原理却是一致的，波斯坦(M·M·Postan)等人提出的“新人口论”，就与诺思建立的人口模型完全一致。而中国学者中却很少有人（我不敢说没有）能够如此深刻地认识人口因素的作用。

“新人口论”模式以人口数量的波动为依据，解释了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经济的变迁。从12世纪到13世纪，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增大，导致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是因人口膨胀而引起生产和贸易的扩张时期。人口增长到使土地无法承受时，劳动生产率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引发了黑死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从14世纪到15世纪，农村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因而成为稀缺资源。领主之间为争夺日趋匮乏的劳动力，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于是，带有较强人身依附特征因而不受欢迎的劳役地租，逐渐演变为以货币“折算”，以至领主最终放弃了农奴制。总之，在“新人口论”看来，“人口的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崩溃”，不论是经济的扩张，还是黑死病的蔓延，以至农奴制的崩溃，都主要归因于“人口因素”的作用。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对西欧经济史状况的解释与波斯坦完全相同。诺思在该书序言中说，波斯坦在出版前就通读了手稿，并就公元900到1500年的经济史提出了详细的建议。由于波斯坦和诺思的文章及著作大都在1973年前后发表和出版，这就时人们难以搞清这一解释的“发明权”究竟属于谁。当然，对于经济史理论来说，“发明权”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科学。而就科学性来说，它紧扣“人们在环境变化下的理性选择”这一基本原理，本身是无懈可击的。

不过，“新人口论”这一名称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一理论是“有关人口的理论”，但实际上，它不象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的人口理论那样偏重于解释“人口问题”的形成，而重在解释人口因素的“作用”；有人干脆把这一理论称为“人口动力论”或“人口决定论”，这两个名称也容易引起误解，使人误认为这一理论抛开了特定的环境条件，只把社会经济运行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增长。而事实上，在解释西欧经济波动时，除了应用人口变量以外，波斯坦和诺思还引入黑死病（淋巴腺鼠疫）这一外生变量，而诺思更是十分强调西欧的环境条件。而离开特定的环境条件，单用人口因素是根本无法解释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反差的。

从哲学角度讨论“作用”、“动力”、“决定”等概念已经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迄今为止，社会历史科学对许多概念没有给予严格定义，学者们往往大量使用一些描述性的术语，“决定论”、“决定性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性影响”等概念就是如此，侯先生对此也持批评意见。笔者以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出路就在于放弃那些无法定义的描述性术语，在研究中严格定义概念和进行逻辑推理。

笔者以为，多年的强制唯物史观教育也是使经济史研究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但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和解释者，都没有合理解释技术创新出现的原因，这就使唯物史观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诺思认为说，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缺陷在于以阶级为分析单位，又没有重视人口变迁这一基本变量的作用。笔者以为，诺思的批评，确实是看到了问题所在。

“经济人选择史观”认为，，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把这一原理应用到西欧兴起过程的研究，诺思发现西欧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是商品市场的兴起，而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则是优越的地理因素，这就把历史科学建立在真正客观的基础上，为我们跳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线性因果关系框架的束缚指明了出路。有人认为，“经济人选择史观”才具有真正的唯物主义基础，诺思理论是比马克思理论更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这样认识，也就完全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而只是借用了它的外壳……

通观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其创立者对主要概念都没有给予严格定义，其信奉者也没有能够弥补这些根本缺陷，结果在用于指导社会经济史研究时就出现许多模糊和混乱。例如，市场直接体现了人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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