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外生变量”；最后，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其人口状况都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根据马尔萨斯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人口就是生活资料的函数，所以人口又是社会运行过程的“中间变量”（内生变量）。作为中间变量（因变量或函数），它又可以用产生它的原始变量和外生变量来代替。

可见，就经济社会史研究来说，人口因素同时具有原始条件、外生变量、内生变量的特点。学者们对人口问题的许多分歧，都根源于人口因素复杂的逻辑地位。作为社会产生时的原始条件和社会运行中的外生变量，“人口因素”是社会运行模型中真正的“自变量”；不需要再做具体解释（超出了社会科学范围）；但作为社会的“内生变量”，人口因素则可以而且必须做进一步解释，一直探索到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只有用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解释社会经济的运行，才算找到了社会运行的终极原因。 四、人口增长的直接效应：迁移扩散

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类起源于几个相互独立的地域，大致都有二三百万年了，这一看法称为人类起源的“多中心说”。但是“多中心说”早就引起许多疑问：为什么人类产生之后的数百万年中一直没有多大进步，而都在近一万年才在各自地域创造了文明呢？从基因科学认识人类起源问题，人类应是基因突变所产生，而在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发生相同的基因突变产生了人类，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来自世界上22个不同地区的1000多名男性的遗传物质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世界上的不同人种，都有一位共同的女性始祖，生活在距今14.3万年前，男性始祖则在5.9万年前完成进化。人类大约在4.4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

人类为什么要向世界各地扩散？人类天性好奇，喜欢冒险，在迁移原因中也许不乏好奇、冒险的心理成分，但原有生存条件“恶化”也许是基础原因，迫使他们寻找新的生存环境。为什么原有生存条件会恶化？一方面可能是自然条件本身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生存条件的相对恶化。只要原来地域还适合生存，就会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少数人向外迁徙。

文明首先发生在农业地区。全世界基本上有三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农业中心，这就是西亚（包括北非的埃及）、中国和中美洲。但美洲文明发展迟缓，到哥伦布“发现”他们时还不会制造铁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西半球既缺乏适合于驯养为役畜的大型动物，也缺乏适合于栽培的粮食作物（只有玉米一种），这两个情况使它的社会发展进程大大落后于东半球。摩尔根用地理环境的特点解释不同地区文明发展进程的反差，应当说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大体说来，如果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使得人类的养育能力甚至达不到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那么原来迁移过来的人口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全部灭绝；但是世界大多数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稍好，使得人类的养育能力稍微超过生物更替水平，所以人口都是缓慢增长的，人口增长到与环境平衡时就会稳定下来，此后不增不减，社会也陷于停滞状态，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群岛以及马来半岛上的土著居民的情况，大体就是如此。如果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使得人类的养育能力显然超过生物更替水平，人口密度就会逐渐增加，在环境条件下寻找新的谋生手段，创立了畜牧业、种植业等新的行业。但在特定谋生手段下任何环境的人口容量是有限的，当人口增加到饱和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人口的）马尔萨斯抑制。所以，古代世界的总人口增加十分缓慢。15世纪以来，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大大增加了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和让自然界为人类服务的能力，地球环境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世界人口才突飞猛进地增长了起来（中国人口在清朝大幅度增长，也是由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的推广引起的，也在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

对于任何个人来说，人口增长大大改变了他生存于其中的环境条件，也迫使他在新的条件下作出新的“选择”。而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研究环境的改变如何改变了人的选择。由于人口增长具有生物性特点，是经常起作用的“动力”，这就使社会人口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说，人口因素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经常起作用的“外生变量”，经济史研究对此必须给予充分重视。

五、作为“原因”的人口因素和作为“结果”的人口问题

早在14世纪，西欧地区的人口增长就已经出现马尔萨斯抑制的特征。根据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引用的材料，到17世纪末的1700年，西欧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十几次马尔萨斯抑制。又经过了一个世纪，英国的人口过剩问题更加严重。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就是力图解释人口“问题”的原因。由于马尔萨斯把人口增长的根源归结为人的生物属性，于是人口增长就是一种自然规律。

半个世纪后，马克思认为，任何特定的社会，都有其特殊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人口相对过剩，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是自然规律的理论，是巴结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表现。

平心而论，马尔萨斯和马克思都重视了在欧洲已经成了“问题”的人口因素，注意探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马尔萨斯强调了这一结果的“自然原因”，而马克思则强调了其“社会原因”。但是，正因为他们重视的都是作为社会运行“结果”的人口“问题”，所以他们的人口理论都没有注重阐明“人口因素”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当然更没有阐明“人口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作用的机制。从他们的理论中，人们也搞不清“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进步究竟是起了正面的进步作用，还是起了负面的消极作用。

马克思认识到，人类具有无限创造的潜力，所以生产力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但是创造潜力只是一种可能性，关键问题是它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发挥出来。从哲学上看，人具有追求闲暇和享受的天性，结果在缺乏生存环境压力的情况下，人类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发明创造潜力。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看，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是生存环境造成压力的结果。英国文明专家汤因比对此有很深刻的见解，他干脆说，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都是应付环境“挑战”的结果，并由此建构了文明发展的“挑战——应战”模型。不过如前所述，迫使人口向外迁移或迫使人们采用新的谋生手段（畜牧业、农业的产生）的环境压力，很少是环境本身变化造成的。如果环境本身具有不利条件而人类在迁移过程中仍然“选择”了这一特定环境，肯定是由于这一环境相对来说对人类生存更为有利。从这一角度说，汤因比关于“人类创造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论断，显然缺乏具体分析，因为他所说的困难都是有环境本身的困难，而没有认识到“人口变量”使环境发生的相对困难。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汤因比，因为他出版大部头著作的1940年代，人们对人口变量所起的作用并不了解；再有，他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并不懂得在历史科学中利用经济学原理。

直到现在，还只有很少学者能够区分“人口因素”和“人口问题”。笔者以为，经济史学科谈到的“人口因素”，往往是指作为变量而对社会运行起作用的人口条件；而谈到“人口问题”，往往是指作为社会运行结果而出了“问题”的人口状况。当然，由于许多人不习惯于严格界定和使用相关术语，“人口问题”和“人口因素”在含义上也可以吻合，例如“问题”二字轻读，“人口问题”的含义就成了“关于人口”，于是“人口问题”就包含了对社会运行起作用的“人口条件”，也就是包含了“人口因素”的本来含义。 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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