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租债逼人，农民愈需卖出产品或买进产品”。我不知道他用哪些材料说明他的这一论断。他认为这种商品交换不是与“看不见的手”打交道，而是与死神打交道。他用“饥饿型”商品交换、“萎缩型”商品交换来表述歉收年份的“市场活跃”，认为经济史研究必须把这些“虚假”成分予以排除。笔者曾经认识一位老农，他在灾荒年代曾经用购买两个烧饼的钱购买了一架正在使用的古式座钟，这架座钟的“质量”使笔者大为吃惊，因为它为这位老农又“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可以设想，座钟的主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大概不会为了可怜的两个烧饼而出售家中贵重的耐用消费品。这一故事也许可以成为侯先生“饥饿型”商品交换的典型例证。这一例证使笔者猜想，如果饥饿迫使不少人把家中耐用消费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是不是侯先生所说的“市场活跃”呢？。但我认为，这一情况完全可以用食物消费的必要性和市场供求原理予以解释，而没有必要创造出“饥饿型”、“萎缩型”（商品交换）等概念，并把它作为“虚假”成分从正常商品交换中予以排除。

侯先生在批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时说，“目前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证明中国农业近五百年的完全停滞”。这一批评当然是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关键问题并不在“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而在于我们缺乏判断经济“停滞”的适当标准，更缺乏一套解释经济史的基础理论。侯先生说，“尽管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相对停滞，但总体讲中国农业是发展的”。这一句话八面玲珑，大概很难找出什么破绽。但如果“缓慢”、“停滞”和“发展”这样存在强烈反差的概念却能够被侯先生统一在对中国农业状况的表述中，那就正好说明对判断“缓慢”、“停滞”和“发展”等概念，经济史研究至今还没有确定的标准。

尤其使笔者难以接受的，是侯先生对学者们重视人口因素作用的批评。他说，“黄宗智理论模型中的深层次的因素，显然还是归结于人口压力”，黄宗智“最终将人口再生产凌驾于物质再生产之上，则属可商”。笔者以为，虽然艾温和黄宗智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认识存在严重缺陷，但他们注重人口因素的作用，其研究方向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他们在研究中很好地利用了“收益递减原理”，显然比侯先生那些隔靴搔痒的议论更有价值。侯先生否定了艾温和黄宗智重视人口因素的正确研究方向，这就离科学地认识人口因素愈来愈远。如果我们按照侯先生的这一指引，那么也许永远难以完成他给我们提出的任务——对人口因素给予“科学定位”。

在批评了那些重视人口因素的学者之后，侯先生说，“就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晚近30多年来人口增长显然过快，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把中国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完全归咎于人口。我国70年代后农村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并非人口与土地资源比例变化的结果，如果说有变化的话，是人均耕地更加狭小了。另一个经常可见的简单事实是，同样的人口和土地等资源比例，往往会有较大不同的农业发展水平。何况，人口无节制的过度增长，像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那样，本身就是贫穷和愚昧的表现，它会随后者的改善而改善。”

很难认为这些平直的叙述和议论有什么错误。但是它给笔者的印象是，对人口问题，侯先生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晰、完整的看法。他关于“人口问题是派生物，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论断，虽然也使人很难反驳，但本身却并不正确。如前所述，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派生物，它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所以也具有“原生”的成分。人口问题具不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在于对“决定性”一词的理解；其次，即使确实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也想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发生作用的机制又是怎样的？而对这些关键问题，侯先生却没有给予解答。

在最后两小节中，侯先生评述了“20世纪中国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问题”。他认为，“社会安定程度，政府的扶植以及产权关系明晰的力度，都是20世纪中国农村发展和不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作用似乎并不亚于人口因素”。“农村的发展还与经营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关系甚密，同时也离不开国内国际市场条件、城乡关系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而且笔者不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包括人口因素在内，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平衡的。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政府的低效、无能是农村不发展的主要原因；50～70年代人口激增和“大锅饭”即产权缺乏必要的保护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当前的主要问题则是土地的过度碎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土地市场流通弱化，以及特定条件下城市工业接纳剩余劳动力的狭隘化等”。

笔者以为，越是罗列出更多的阻碍中国经济进步的因素，越表明侯先生对“人口因素”的认识是模糊的。更何况，这些意见差不多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它既没有告诉我们新的事实，也没有给我们提出新的原理。读了这些话，我们对“人口因素”的认识并没有前进一步。

十二、简短结论

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情况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人口的自然增长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它是社会运行中经常起作用的外生变量。人口增长改变了个人所处的客观环境，从而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成本收益函数，从而对整个社会造成明显影响。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是人类迁移扩散和创立新行业的基本动力，历史上畜牧业和粮食种植业的出现，都是人们为对付环境压力（也说人口对环境的压力）而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口增长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机制是引起劳动报酬递减，由此又引起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提高，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大上升。

追求消费的多样性是人的天性，而生产的基本原理则是专业化生产（生产单一产品）效率较高，于是解决生产和消费矛盾的商品交换应运而生，那些因自然地理条件最有利于刺激社会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区，就最早发展起近代工商业；而那些不利于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地区，社会经济都差不多陷于停滞状态。

人类进入近代现代社会，是由“原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引起的。如果没有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历史运动，世界将一直停留于自己的中世纪。

不同地域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不在于相同的“人口动力”，而在于自然增长的人口遇到了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阐明社会运行的原理，必须利用人口变量和地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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