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政治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着很高的政治交易费用。这种政治交易费用随着产权改革深化而增大，随着外部竞争的完全而降低。基于政治交易费用的特点，笔者认为，国企改革路径的选择应该是产权改革与市场竞争环境培育的交互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 政治交易费用 路径
　　
　　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内理论界争论也较大，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产权论”、“外部环境论”及“超产权论”。“产权论”认为，产权是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国有企业应通过产权改革来改善激励机制，提高经营效率。“外部环境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障碍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市场竞争压力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超产权论”则认为，由产权改革产生的激励效应只有在竞争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国有企业仅仅进行产权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
　　本文认为，国企的改革，本质上是相关权利的重新分解和组合过程。在权利的重新配置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交易行为，因而会产生交易费用。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优路径选择，必须保证交易费用最小化。上述三种不同甚至相对的观点，可以统一到交易费用框架里进行分析。我国改革的显著特征就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性增量改革，其中所包含的更多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交易费用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政治交易费用。本文试图运用政治交易费用理论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政治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思想最早来自科斯，他认为，交易费用是为准确获取市场信息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签订契约的费用。政治交易费用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康芒斯。康芒斯将“交易”概念一般化，并将“交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限额的交易。第三种交易就是政治交易费用的来源。诺斯率先利用交易成本分析模式来研究政治过程，创立了交易成本政治学。诺斯认为，政治市场是不完全的，比如环境的复杂性；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高信息成本；集体行动困境。 由于政治过程的核心是利益再分配，围绕这个过程就必然存在各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谈判，而谈判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交易费用。
　　迪克西特建立了自己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框架。迪克西特认为，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政治过程，经济政策是某个政治过程的均衡结果，该政治过程受到各种交易成本的影响，比如契约的谈判和协调成本、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代理成本、做出可置信承诺的成本等。政治过程还受到历史的和社会的制度禀赋和环境的影响。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必须考虑交易成本的影响。政治过程的效率极端依赖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就成为理解政治效率的关键。
　　
　　国企改革中的政治交易费用
　　
　　（一）政治交易费用的产生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政治交易费用包括制度设计费用和制度执行费用。
　　1.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很高的制度设计费用。
　　环境复杂性。中国经济改革发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传统发展战略赋予国有企业一系列政策性负担，由此导致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化，还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寻租和腐败行为泛滥、金融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自始至终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存在着制度供给的政府垄断，制度设计者并不具有关于市场经济的完备知识。
　　有限理性。Williamson认为契约人的特征是有限理性，从而导致契约不完备。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事物的状态是不可观察的，即使可观察也不可证实。从而可行性合同必定是不完全的。由于本身的特殊性，政治契约具有一系列特点，表现在：“第一，政治契约至少是两个确知的缔约者之间的契约。至少在契约关系的一边有多个当事人。第二，政治契约的内容一般比经济契约的内容模糊得多，它们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以及许多可以用来逃避责任和指责第三方以转移过失的漏洞”。因此，“政治合同比经济合同更不完善，有限理性也就更为重要了” 。
　　集体行动逻辑。“制度变迁通常需要集体行动，因此‘搭便车’是制度变迁所固有的问题。而且，制度安排一旦被创始就会成为公共物品。所以，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最佳供给。政府可以采取行动来矫正制度供给不足。然而需要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论来说明政府是否有这样做的激励。只有在政府收益高于费用时，政府才会建立新制度”。在我国，由于制度供给的政府垄断，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不具有自发形成的可能性。但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下，中央政府如何准确获取信息成为主要问题。地方政府出于自利动机，并无激励向中央政府如实提供信息。改革开放后，随着放权让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逐步增强，在与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处于信息优势，中央政府获取准确信息的成本进一步提高。
　　2.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高昂的制度执行费用。
　　委托—代理。任何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其运行都受到制度参与者的参与意愿约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更多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制度供给的政府垄断，使政府可以设计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方案，以确保自己的垄断租金。国有企业最终所有权归全体人民，即“社会”。“社会”作为委托人，把国有企业所有权交由政府代理。但是，政府的职能由政府官员来行使，政府官员本身并不是财产的所有者。一方面，财产属于全民所有，由于全民的范围太大，任何个人对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都没有独立的支配权，存在着集体行动逻辑；另一方面，财产的实际支配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政府官员又是通过无数个选举、委派、任命环节产生的，这等于说在全民与政府官员之间加进了无数个委托—代理关系。每一个委托—代理关系都需要耗费代理成本，最终总的代理成本十分高昂。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其说是一个经济过程，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过程是许多企图影响政策直接制订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博弈”。企业经营者作为代理者，是原有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总是利用企业改革谋取利益。政府部门理性预期到这一点，必然会加大监督力度，导致监督成本相应提高。　信息不对称。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围绕着各自的支付效用，多方展开激烈争夺。博弈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这一特征在放权让利的改革逻辑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另一种博弈在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经营者具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准确信息。利用其信息优势，向地方政府争取有利的改革方案。中国许多企业改革的制度设计方案，本身并无问题，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带来了较大的负面作用，如企业经营者借改革之名，行侵吞之实，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广大职工权益受到侵害，原因就在于此。
　　中央政府理性地预期到自身的信息劣势地位，在设计制度时会更加审慎，降低改革速度。缓慢推进改革会错失许多好的改革时机，延误改革进程。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越往后成本越高。 国企-[飞诺网FENO.com]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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