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制度设计是一个渐进式过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逻辑，无法保证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从而参与人会采取观望态度，减少专用性投资，避免投资收益被掠夺的风险。给定契约不完备，当代理人的行动无法被觉察时，国有企业的多重代理人容易出现道德败坏行为，谋取自身利益，扭曲制度运行。
　　
　　（二）政治交易费用的特点
　　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最为彻底的改革方式，代表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方向。产权改革必然触动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产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产权改革深化会引起较大的利益重构，阻力逐渐增大，所引起的政治交易费用也随之增大，如图所示。开始阶段，在公有产权基础上进行产权改革，带来的收益很大，所有人都能分享这些收益，因而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所产生的政治交易费用较小，并且逐渐下降。当产权改革超过一定限度（K*）后，改革阻力随之增大，政治交易费用也随之增大。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可以承受的政治交易费用有一个限度，假设其大小为C，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显著降低改革收益。因此，在第一轮改革中，可以实现的最大产权清晰度为K1MAX，到达此临界点就应该暂停产权改革，转而进行其他的配套改革，如竞争市场体系的培育等，使参与人能够消化前期改革带来的阵痛。
　　社会可以承受的政治交易费用C并不是一个常数，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E、参与人知识完备程度F、改革制度配套程度G的增函数，即C=f（E，F，G），且C＞0。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从改革中获取的收益持续增加，对各种深层次改革政策的抵触情绪相应减小，认同感逐渐增强。改革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使参与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步深化，积累了更加完备的相关知识，从而制度设计更加合理，制度运行更加顺畅。改革配套制度的日益完善，可以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全社会可以承受的政治交易费用会随之增大。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竞争环境得到培育，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带来极大压力，使其盈利能力进一步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增量改革逻辑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效益明显提高。通过学习效应、示范效应，人们逐渐认识到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制度博弈者之间的摩擦力减小。威廉姆森形象地把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显然，市场竞争环境的培养使国企改革的政治交易费用得到降低。如图所示，由于竞争环境的逐步改善，政治交易费用曲线由Ⅰ向右平移到Ⅱ，第二轮改革可以实现的最大产权清晰度为K2MAX，显然K2MAX﹥K1MAX，产权改革逐步深入。如此不断的良性循环，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环境的不断培育，逐步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最终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也是以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为前提的，试想如果国有企业不具有真正的微观市场主体资格，其竞争的真实性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路径是：产权改革与市场竞争环境培育的交互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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