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边际收益递减

就推动“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来说，其基本原理到处都是相同的，仍然是“经济人理性选择”。人口增长改变了个人所处的（客观）环境，从而改变了个人的选择函数，使每个人都在新的基础上作出新的选择。

尽管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原理相同，但在传统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中，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却大不相同。恩格斯早就指出，传统社会中人口过剩主要是直接对生活资料造成压力（即马尔萨斯论证的原理），而在近代工业社会中，人口过剩首先和主要的则是就业手段造成压力。当代中国具有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的混合特点，所以一方面在贫困地区，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并没有消除；另一方面在相对发达的沿海或中西部城市，明显具有近代社会的特点，社会就业问题空前严重，有人写文章论证，“一切都是人口惹的祸”。虽然这句话有点过于绝对，但确实隐含很深刻的见解。篇幅所限，本文中我们只研究传统社会中“人口因素”如何发生作用。

人们早就认识到，任何生物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就高等动物来说，雌雄交配是其本能。从生物角度说，人与一般生物并没有多大差别。性欲是人的基本欲求之一，它是人作为“类”得以延续的前提。两性间的性要求是人口增长的原始动力。在自然条件下，人的生育能力要大大超过的养育能力。生育能力与养育能力的矛盾，构成古代社会中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这一普遍的人口增长方式。

在原始时代，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腴，人类只需要直接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即可生存，所以并不存在多大生存压力。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尽管十分缓慢），人均自然资源减少，于是就相对稀缺，对个人来说就相当于生存环境“恶化”。为应付相对恶化的环境（资源稀缺），人类必须想办法利用客观环境“创造”资源，于是依次创立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采矿业等新行业。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从总体上看都是应付生存压力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某一地域环境本身的变化主要是气候变化，例如气候由阴冷变为干暖或者相反，都会打破原来已经形成的相对平衡，对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正面影响则比较少），迫使人们作出新的努力去适应和改造环境条件。但就我们所研究社会历史来说，环境本身的变化往往很小，例如四大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自文明产生以来气候变化不大，所以环境对人类生存压力主要就不是由于环境的改变，而是人自身发生了变化，具体地说是由于人口发生了变化。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口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素质、结构和数量都在变化。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料，人们至今对历史上的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都很少了解。相对来说，人口数量还是最容易确定的，但至今我们对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也很少有可靠资料，所以也只能根据不太准确的资料（许多是估计）进行研究。经济史研究中的“人口变量”主要是指的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原理，可以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来解释。由于土地面积相对不变，所以人口增长必然使得同一地区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劳动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按劳动计算的收益率递减，一直减少到勉强能够维持生存的程度，这时候社会人口就普遍陷于贫困。如果出现天灾、瘟疫和社会战乱，人口就会大量毁灭，发生所谓的马尔萨斯抑制。所以人口变量的作用主要就表现为增长的人口对不变的土地（耕地）产生压力，产生“人地矛盾”危机。有时候我们为了强调人的“反应”，也往往把“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反过来说成是“环境对人口的压力”。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主要用人口变量解释了近代以来西欧经济的兴起。

七、诺思人口模型：人口增长是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动力

直到中世纪前期，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迫使人口溢出到尚未开垦的边远地区，于是出现了开发西北欧的所谓“边疆运动”。新开发的地区之间以及与中心地区之间，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有较大差别，加上人口密度的差异，使得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类型，各自生产了不同的产品，于是引起对交换的需求，逐渐产生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广泛的水路运输使得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于是广阔的地域都逐渐参加到市场交易中来。基本产品的交易使得各地都致力于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很快形成了专业化生产，这就使普通农民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劳动收益。农民收益的提高使得他们有力量消费更多的制造品或奢侈品，从而刺激了制造业的专业化和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在操作时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于是出现了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欧洲生产技术的提高，都是由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盈利机会刺激的结果。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推动了经济组织、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的发展进步，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终于在西欧社会中发展了起来……总之，在诺思看来，西欧市场兴起的基础条件是优越的地理环境，而促使市场兴起的原动力（外生变量）则是人口增长。诺思把自己关于西欧兴起的原理称为“人口模型”。

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岗博士把诺思关于西欧经济增长的“人口模型”称为“人口动力论”，这一称呼很容易引起误解。一般人往往会问，人口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例如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早就出现了稠密的人口，为什么同样的“人口动力”，却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呢？

这一疑问所隐含的“哲学依据”是“相同的原因必然有相同的结果”。由于各地社会发展进程存在较大反差，这就不可能用统一的“人口动力论”予以解释。但真实的因果关系原理是，相同的动力（原因）会有大不相同的结果，例如太阳引力引起海岸的潮汐变化，但是同一个太阳引力，却没有引起陆地多大变化，于是相同的“动力”就得到了，我们在解释潮汐变化时不能光利用太阳引力，而必须结合水体的流动性。同样，我们也不能脱离不同地区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主要是地理条件），而只用“人口动力”来解释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我们在“社会停滞的人口—地理模型”一节中再详细分析这一原理。 八、解读中国历史循环的人口模型：人口循环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

早在1980年代 ，笔者在阅读陈平（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文章时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国的王朝循环是人口循环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陈平的这一看法（？）似乎有点绝对，但笔者却从中得到极大启发，开始致力于探讨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原理。直到前几年笔者学过经济学原理以后才终于确认，认识传统社会，需要利用“公共产品理论”。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象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自从人类进入定居农业以后，就总是有人用偷盗和抢劫来获得产品，这就迫使农民对村庄防卫投资；另外，农户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产生矛盾和纠纷，解决纠纷往往需要有人从中进行调解和疏通，也就是需要有人提供“公正”。“保护”和“公正”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技术上或经济上的非排他性。例如，人们不可能把那些不愿意为“国防”出资的居民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这是技术上的非排他性；又如，修筑一条乡间土路，要“排除”不出资者对它使用，必须增加设施和雇用人员看管，在经济上显然很不合算，这是经济上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即无论增加多少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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