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金文《素命＠②》载齐侯锡鲍叔邑多至“二百九十又九邑”，这些邑都属于小农的住宅区，规模是很狭小的。《周礼•小司徒》“四井为邑”，如井八家，则四井不过三十二家。《齐语》载管仲制鄙，也是以三十家为邑。春秋战国之际，以书社为贵族领地的单位，社二十五家，与三十之数极为接近，当即由邑转化而来。邑大约以三十家为其常数，少于三十的有十室之邑，如《论语•公冶长篇》称“十室之邑”；多于三十的有百室之邑，如《左传》成公十七年载鲁施氏有“百室之邑”。春秋时代的邑大不逾百，小也在十室以上，因此《谷梁传》云：“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庄公九年）。《逸周书•作雒解》云：“郡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超过百家的邑，在公社内授田合耦都有所不便。春秋时代邑的大小，都是为它的经济基础所制约的。据此言之，早期封建社会所谓邑，无论是各级君主所居或民居，都只是一种住宅区，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工商业经济存在，这就是西周以来自然经济的面貌。

八　战国时代的工商业都市

东迁以后，王室解纽，西周二百余年所积累的财富与人才，散而之四方，这才为诸侯列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周一代经历了二百五十余年，人口繁庶，改变了过去土旷人稀的现象。各级君主领地以及武士占有的土田，在一次分割，世代继承的制度下，积久之后即达饱和状态；而孳生不已的新贵族，其势必至于无地可分。这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生产关系方面，劳役地租公田与私田的矛盾，也是存在的。公社内的土田，由每年换土易居的爰田制，逐渐转化为授田制，它是有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过去学者对于这一种田制转化过程，就没有弄清楚。一般说“男子三十受田，六十还田”，实际上这样田制，并不是西周初年所有，而且西周晚期劳役地租即将转化为实物地租前夕的制度。如说“三十受田，六十还田”，这样，每个农民就可以连续使用他所受的田达三十年之久。事实上父亲还田之日，即为儿子受田之时，虽说田有还有授，实际上即等于长期占有。私田在一家长期使用之下，灌溉、积肥、除草、深耕，各方面都较公田为优，因此，公田私田生产量悬殊，必然与年俱增，到了“无田甫田（甫田即大田，亦即公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的时候，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在西周宣王时代早已开始了。《国语•周语》载：“宣王即位，不藉千亩”；千亩是公田，是百家共同耕种，千亩较百亩为大，故又称大田或甫田。“不藉千亩”就是废止劳役地租而改为实物地租的开始。实物地租的实行，对于统治者的地租额得到一定数量的保证，而腾出来的公田，又可以暂满足一部分贵族分田的要求，这对于统治者各方面都是有利的。因此，春秋时代列国君主对这样生产关系的改革，就很顺利地推行了。如齐国“相地而衰征”（《齐语》），鲁国“初税亩”，郑国“作丘赋”（《左传》宣公十五年及昭公四年），许多形式不同的实物地租，都开始实行了。

实物地租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地租额逐渐提高，由什一、什二以至“二犹不足”（《论语•颜渊》）。生产量增加之后，封建君主所能搜括的实物地租愈多，这又为后来俸给制的推行，准备了充分条件。

在君主等级制下，土地分割既达饱和状态之后，首先无田可分的是士这个等级，周初士有世禄，即指土田而言。《大雅•文王》诗云：“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即谓世袭土田。后来士无田可分，世袭土田就转为禄田（鲁称役邑，今或称职田），有其职则有其田。这样禄田，最初还是父退职退田之日，即子袭田之时，仍与世禄无异。但如新进的士，既非世职，即无禄田可袭，因此禄田制又必然为食禄（亦称谷禄）的俸给制所代替。齐桓公葵丘之会的载书，有“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的规定（《孟子•告子下》），春秋时代对于士的选拔和要求也都提高了，他们不能世袭，不能兼职，而必须按才录用。他们既然分享了国君多方搜括得来的谷禄，国君对他们的使用，当然也就不能漠不关心了。封建社会的俸给制，应当是从这个等级开始的，然后才推行于士以上各个等级。战国初年魏成子“食采千锺”（采以锺计，当指谷禄而言，《韩诗外传》三则作“食禄日千锺”，此出《说苑•臣术篇》），其后孟子为齐卿，食禄十万锺（《孟子•公孙丑下》），燕王哙“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史记•燕世家》），战国末期俸给制也就在列国间普遍实行了。《战国策•秦策》载范睢说秦昭王云：“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由此可见汉代自斗食以至三百石吏以上的俸给制，完全都是承袭战国时代列国已有的旧规。封建社会的采禄，从封国、分地以至禄田、俸给，每一个阶段无一不是为它的经济基础所制约的。

春秋时代原来就有许多贵族显宦，他们虽然有许多采邑、禄田，但是他们生活消费的必需品，跟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早就不能自给自足了。如齐国的晏婴，贵为国相，他的生活就不能远离市区，他说：“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以此例之，春秋时代大部分贵族的生活必须品，都已经不能离开工商业市场而自足自给了。

俸给制的普遍推行，更为工商业市场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顾主，这对于国都所在的工商业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当时为保护这些新兴的工商业都市，如果不在国邑的外围增筑郛郭，就要在国邑之旁增筑外城，把这些工商业集中于一个设防区内。《左传》僖公二年载：齐桓公“封卫于楚丘”，十年之后又使“诸侯城卫楚丘之郛”，卫文公在这里“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二十五年之间，使卫国的革车由三十乘发展到三百乘（《左传》闵公二年）。又如《左传》载襄公十八年齐围鲁成邑，鲁于是城成郛，它的作用就是要保卫这个城邑近郊的市场。战国以后这样的郛郭，日增月盛，城郭并称，就成为一个专名了。不过郛郭的修筑规模过大，且不易防守，还不如在国邑之旁增筑小城，既较简便，又坚固易守。现在我们从地下发现的春秋后期以及战国时代旧城遗址，往往是两城并列：如燕下都，如齐临淄，如晋曲沃。《华阳国志•蜀志》载张仪筑成都城，也是大城少城并列，大城以居官府，少城以居人民（工商业者）。春秋战国时代，工商业都市规模，大致如此。必须有这样的郛郭或小城，然后才能产生“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市场。

春秋战国时代，列国边境上因为战争与交聘来往的频繁，也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商业城市。

都原边界之称，都市之都乃后起的意义。《周礼•小司徒》“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都居邑的最外围，它就是位于远郊边界上的地方。《周礼•大司徒》“造都鄙”，又以都鄙并称，二郑注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周代王畿内及诸侯境内王公子弟及卿大夫的采邑，都分布在远郊（鄙），而都则是远郊的边界。都为边界，其本字则当作图。都、图古音并在鱼部，故得相通。《俎侯簋》称“武王成王伐商图”，这是继灭商之后又远征至商的边界。图、鄙二字，并从附图{图}义，附图{图}从口、从附图{图}，从口象城邑形，从附图{图}像野外露积的仓廪之形。古代禾穗收获之后，并不脱粒即露积野外。金文附图{图}作附图{图}，甲骨又作附图{图}，上像谷物堆积，下像有石础之形。古代又称这样仓廪为庚。《汉官解诂》云：“在邑曰仓，在野曰庚。”《国语•周语》亦云：“野有庚积”，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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