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市字皆不从附图{图}。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市，我们不能把它混为一谈。

奴隶制的城邦、邑、市，就是贵族奴隶主工商业者聚居的中心，他们就从这里对四周的农村进行统治和剥削，城乡之间的对立，显然是存在的。《三国志•东夷附图{图}传》云：“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这里的侯、邑君和三老，就是居在城邦、邑、市的统治者，侯和邑君都是出自阶级社会里的贵族，三老则是地方原有的乡官，是出自人民推选而不是世继的官吏。这样乡官，在汉代的乡、县中还是普遍存在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都说：“三老掌教化。”《尚书大传》对于三老有较详的记载，录之如下：“大夫七十致仕退老，归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新谷已入，附图{图}鉏)已藏，祈乐已入，岁事既毕，余子皆入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传农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封建社会长子世代继承为士，统率于国君的太子或庶子，受土的训练。余子（长子以下的诸子）则在乡里从事农业生产，每年收获既毕，始入学，在学四十五日，开春又出学，传农事；而主持教化的则以士大夫致仕退老归其乡里的上老庶老充任其事。古代三老虽然不是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他还是地方的乡官，但是到了汉代，它的职权就只剩了“掌教化”了。

三老是地方乡官，从奴隶制时代到封建制汉魏时代，都是存在的。春秋时代齐国也有三老。《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说齐国“三老冻馁”，当时人民在封建统治者大量搜刮之下，所能供给三老的廪给，已经是非常微薄了。因此三老才不免于冻馁之虞。而这样不能免于冻馁的三老，他也不可能是封建社会致仕退老的士大夫。《左传》服虔注云：“三老者，工老、商老、农老也。”（见昭公三年疏引）。这是以在生产上富有经验的三老为推选的标准，而与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完全无关。古代分田而耕，工商业者不可能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因此在城邦、邑、市中才有工、商、农三老并尊的局面，也只有这样，三老才能胜任工商业城市行政的职责。服虔东汉末人，夫余建国即在此时。附图{图}有三老而夫余“以附图{图}为民”，这是奴隶制邑有三老之证。服虔此注哪非得自经师传授，也必然有当时工商业城邑如附图{图}的事例作为依据。据此言之，殷代社会既有城邦、邑、市的存在，而这些城市又成为王、侯、邑君、三老这些奴隶主贵族以及工商业的乡官聚居的中心，当时城乡之间的分裂对立，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六　周初的畿服制

周王朝原是殷代的侯服。灭殷之后，因周故土，并殷旧畿，以为周王畿，其外以为诸侯封地，谓之邦国，邦畿名称虽与殷同，却已赋有新义。《大雅•文王》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时诗人就已经有这样真实的体会了。如果说殷王朝是以城邦及其近郊为中心，统治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那么，周王朝则是以广大的乡村（王畿的六乡）为中心，统治一个更为广阔的四海之内地方五千里或地方万里的天下。这就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差别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如果说古代（奴隶制）的中心是城市及其近郊，那么，中世纪（封建制）的中心便是农村。”（27页）这和殷周两代的实际情况又有什么不同呢？

侯、甸、男、卫原属殷代外服。周继殷后，对于这样上层建筑，既有因袭，也有变革。《周书•康诰》云：“侯、甸、男邦、采、卫”，《顾命》云：“庶邦：候、甸、男、卫”，这已是在周王朝统属下的侯、甸、男、卫了。周初侯、甸、男、卫名虽并列，实际上这四服都是作为侯服而存在的。金文《附图{图}令尊》云：“诸侯：侯、田、男”，即以田、男二服系于诸侯之下，侯服在周代是大大地扩充了，即殷王后裔，也成为周代的侯服。《大雅•文王》诗云：“商之孙子，其丽（数）不亿（不止亿数），上帝既命，侯服于周”；侯服的扩大，是周初最显著的事实。跟着侯服扩大之后，殷代内外服的关系，也有所改变。《国语•周语》云：“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原在殷边，现在则成为周之内服。侯服（周初分封的诸侯）原为殷畿境上叛服不常的羁縻部族，现在则成为周王畿屏藩的外服，其地位则与殷代卫侯相当：而原为殷代外服的侯、甸、男、卫，则成为周代的宾服，所谓宾服，即以宾礼相待，以示不臣之义，此即后来三恪说所从出。韦昭在“侯、卫宾服”下注云：“侯、侯圻也；卫、卫圻也。言自侯圻至卫圻，其间凡五圻。圻，五百里也，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国之界也。谓之宾服，常以服贡宾见于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卫圻，《周书•康诰》曰：‘侯、甸、男、采卫’是也。凡此服数，诸家之说纷错不同，唯贾君（逵）近之。”韦昭此注本于贾逵，贾逵则兼采《禹贡》、《职方》为说。《禹贡》、《职方》原有两种不同的畿服说。《禹贡》五服，每服相去五百里，加以王畿千里，五服则方五千里。《禹贡》成书当在春秋时代，当时中国地方五千里，恰可以将五服容纳于内。《职方》九服，每服五百里，加以王畿千里，九服方万里。《职方》成书当在战国时代，当时中国经过秦、楚、吴、越、燕、赵向外开拓，地方已达万里。恰可将九服容纳于内。五服九服两说，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周自东迁以后，畿服旧规既不复存，《禹贡》、《职方》的作者各以己意为说，其中仍有许多共同事实为素地。《禹贡》五百里侯服中包括了：“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并男服于侯服之中，实与《附图{图}令尊》系田、男二服于诸侯之下相同。周居西土原属殷之侯服，因此《职方》王圻之外即为侯服，侯服之外即为甸服，甸服之外即为男服，男服之外即为卫服，其次第恰与殷代相反。这完全是殷、周两代政治中心所在地不同之故。《酒诰》称“侯、甸、男、卫邦伯”，侯、甸、男、卫四服，并统属于邦伯之下，这是殷制。《唐诰》称“侯、甸、男邦、采卫”，周初只侯、甸、男为诸侯，故称“侯、甸、男邦”；采是采邑，卫是侍卫，不是诸侯，故别于侯，甸、男邦之下。《顾命》“庶邦：侯、甸、男、卫”，庶邦中有卫，则此卫非他，除了康叔居故殷墟以外，就更无所谓庶邦卫了。

殷、周两代畿服制的不同，仍然是为它们的经济基础所决定。

在奴隶制下，奴隶主私有的领地和奴隶，如非出自先代所遗，即属战争掳获或私财购置所得。奴隶主在长期军事联盟之下，军事酋长取得王位以后，逐渐形成了奴隶主之间的军事从属关系；但这一种从属关系，其初也仅限于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他们还是保存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如辽代的头下军州，即为皇帝以下的大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辽史•地理志》云：“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购买的奴隶），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下皆以本部曲充焉。官住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纳上京盐铁司。”头下亦作投下，指在头目之下或投充在头目下。头下州是辽代诸王、外戚、大臣的私产。殷代侯、甸、男、卫邦伯，积压有领地，与辽代头下军州的性质大致是相同的。他们对王或皇帝只有军事的或政治的隶属关系，而没有经济的依附关系。如：辽代节度使属于军事性质，即由朝廷任命，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属于经济范畴，即各归头下。后来元代的投下也是“各私其入与有司无关”（《元史•王玉汝传》），这都是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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