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露积谷也。”这样的露积，在后来的少数民族中还是存在的。如《魏书•东夷传》称乌洛侯“慢藏野积而无寇盗。”解放前的南方少数民族中，如苗、如傣，露积也是堆在干栏（居屋）之外的。附图{图}从附图{图}在口下，正像露积邑外之形。图复从□，□正象的边界形。《周礼》注：“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正与图鄙二字形义密合。图为原始象形兼会意的字，都乃后起的形声字。都从邑者声，凡从者声的字，皆有聚集、会合、众多之义。故人之所聚为都有，水之所聚为（又通作诸、作都，如孟诸又作孟都），财之所聚为储，数之所聚为诸，土之所聚为渚、为堵，为陼，费财过多为奢，而籀文奢又从多作奓。因此，在边境上出现的人民自由聚居的都市，就称之为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骊姬使人教晋献公筑蒲屈两城云：“狄之广莫（空旷），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国语•晋语》同）蒲、屈原为晋狄边境上自由都市，晋强狄弱，晋人筑此两城，狄不敢争，因此蒲、屈遂成为晋国边境上的都市。韦昭注：“下邑曰都”，封建时代邑为天子诸侯所作，都乃边境上人民自由聚居的都市，其规模地位皆在邑下，故称下邑。春秋时代都的意义，就应指这样的下邑而言。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变动最急剧的时代。当时诸侯邦国中和国境上两种新兴的工商业都市冲破了过去孤立的、静止的自然经济，从而形成了新的城乡之间的分裂对立。同时步兵兴起，代替过去的兵车，各国间兵源扩大，成为当时军事上最迫切的需要，过去不服兵役的野人现在也要与国人同样从军，因此，就使旧日国野差别，根本上归于消失，当此之时，新的城乡分裂日趋对立，与旧的国野差别归于消失，相反相成，对于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都市经济，更有促进的作用。于是原为下邑的部，就超居邑上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都会。到了战国末期，君主等级制向君主专制制过渡的前夕，在全国各地就形成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到外相望的局面。《盐铁论•通有篇》云：“燕之涿蓟（今北京），赵之邯郸，魏之温、轵（河南温县济源县），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河南淮阳县），郑之阳翟（河南禹县），三川之两周（西周洛都，东周巩县），皆为天下名都。”这些名都就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在统一过程中实施郡县制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郡县制就是无从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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