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维吾尔族农民，“布种时以手撒之，疏密了无定则。南播北耩，皆所不知也。”[53] 在田间管理上也缺乏精细的措施，“田惟拔草，不知锄治”[54] ，“嘉禾与恶草同生，不加耘锄，且云草生茂盛，禾苗可以乘凉”[55] 。

南疆地区生产技术更加落后。如哈密，“耕农多卤莽，广播种而少耰锄”[56] 。轮台县，“耕种之法不能讲究，全恃天时，实少人力”[57] 。于阗县，“耕种全赖天时，而于物性土宜水利肥料，皆不知所求新理”[58] 。疏勒，“耕种全赖天时，而于物性土宜水利，不甚讲究”[59] 。拜城，“多不谙耕获，开县后为治耒耜，俑夫教之”[60] 。

显然，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如陇东地区，“耕十亩，不获一亩之利”[61] ；陇中地区，“临洮、兰、河等卫，每军给地一份，计所入多不过十石”[62] ，亩产量仅仅为2斗！所以，为了维持生计，只能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式来提高收获量。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尽一切可能，垦一切可垦之地。草原、滩涂、山坡、岭地均成为开垦的对象，出现了一块块砂田、川田、山田、原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以扩大空间规模而不是提高技术含量来增加粮食产量的生产方式，虽然在短时期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首先，破坏了地表植被系统。历史时期西北地区森林、草原资源相当丰富。直到明代前期，河西、陇东、陇中、河湟等地区仍然草深林茂，植被完好。因此，明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国营牧场，专门畜养军事需要的马匹。明代中叶以来，由于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增大，大片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庄田日增，草场日削”[63] 。到弘治十五年（1502），长乐、灵武二监所辖牧场，“原额一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顷六十亩，见在各苑止存六万六千八百八十八顷八十亩，其余俱被人侵占”。[64] 至清初，固原、花马池、定边、延绥、榆林等地，原有的草地已被开垦为农田。宗水、临川、西宁、巴川、暖川等原苑马寺所属地区，都已经是“枣梨成林，膏腴相望”[65] ，“高屋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66] 了。清代后期，西北地区草地面积越来越少，放牧区域越来越集中，其结果又导致草场超载过牧和退化，进而发展为荒漠化和沙化。

山地森林也遭到严重的毁坏。其中破坏最严重的是祁连山区和陇东地区。历史时期，祁连山上森林茂盛，山坡地带和绿洲平原上水草丰盛。据《史记》记载，祁连山“在张掖、九泉耳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67] ；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与祁连同”[68] 。其后虽经汉唐时期的开发，但森林植被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实行“南北山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69] 的放任政策，引发了大规模开发山区的高潮，使森林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如走廊东部的庄浪卫（今永登县），曾“东西山木，系一方屏蔽”。到清代中期以后，林木被砍伐殆尽。古浪县东南的黑松林山，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半”。[70] 至嘉庆十年（1805），发展到“绝少草木，令人问绝”[71] 。位于黑河上游的松山（位于民乐县南部），昔日“山上山下布满松柏”，到了清末“变为良田，而松山之名犹未改也”[72] 。位于走廊中部的焉支山，乾隆五十年（1785）时还“林壑茂美”，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樵采殆尽”[73] 。陇东地区的森林也惨遭破坏。如镇原县靠泾水一带，“古者省山启辟，惟患木多”，至道光时“则一望濯濯矣”[74] 。六盘山在清代初年还分布着大量松林，但是到嘉庆十年（1805），已经是 “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见”[75] 。

其次，随着林草植被的消失，地表生态系统的免疫功能大大下降。众所周知，森林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涵养水源，还可以调节局部小气候，增加降雨量。森林遭到砍伐后，不仅减少空气的湿度，使山区由森林阴湿气候变为半干旱气候，而且由于地表失去植被，抗冲刷能力减弱。一旦遭受暴雨侵袭，极易引起山洪暴发，导致河道壅塞，农田荒废。清代河湟地区水冲沙压地逐渐增多，就是水土流失的最好例证。据笔者统计，从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河湟地区因水冲沙压而荒废的耕地，总面积达50539亩，平均每年荒废耕地1053亩[76] 。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荒废的“番地”。

水土流失不仅造成当地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给河流下游地区带来严重的灾难。在河湟、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量黄沙泥土倾泻于黄河之中，黄河夹带着这些泥沙黄土，进入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地势低平，河道宽阔，流速减慢，水中泥沙沉积，河床逐渐变高，决溢泛滥次数增加。据统计，明代黄河决溢泛滥共有112次，清代黄河决溢共有99次[77] 。黄河如此频繁地泛滥决溢，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山地垦殖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注释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所述西北地区，采用传统的地域概念，主要指陇山以西的广大西北地区。
[1] 对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研究，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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