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内容提要：本文总结30-40年代围绕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道路而展开的理论探讨和争论，分析了“定县主义派”、“村治派”、“中国经济派”和“中国农村派”的不同理论视角；同时，对家庭手工业、工厂工业等等不同的乡村工业化类型的研究，进行了理论线索的厘清和评论。

关键词：乡村工业化，发展类型，村落变迁。
一、 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二、 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三、 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四、 农村社会的性质的论战与工业化道路
五、 乡村工业化的不同型式
参考文献






中国学术界早期对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从四个视角提出的，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视角、重新构建乡村基础的视角、农村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和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视角。这四个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和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并对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实际道路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

在社会学中，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调查。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主要是从事西方社会学的译介和讲授，但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得到切实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实地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使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从这些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

孙本文在1948年曾撰文，概况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概括的第一个趋向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一些调查研究已经可以与西方的经典调查相媲美：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和春田调查（The Springfield Survey）；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年），可比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计调查；陈达的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与人事登记报告（1946年），可比之美国或英国的经常户籍报告；许士廉、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1930年），可比之美国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另外还有吴文藻等人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调查（1940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调查（1943年），柯象峰的西康社会调查（1940年），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罗民调查（1944年），吴景超的劫后灾黎调查（1947年）等等（孙本文，1948：46-47）。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初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假设，不象如今写学术文章，开始必须有一种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论假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需要论证的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那时从事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似乎有意地防止先入为主的假设，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尽可能客观而详尽地描述实际情况而已。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学术争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斗争”，这些潜心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家，为了逃避思想斗争的漩涡，抱着让资料和事实说话的价值中立思想；二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调查，是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对于资助者和国外的学者来说，中国实际资料的价值显然是第一位的，而在理论上，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似乎还不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这种“初看起来”形成的结论，尽管可以说是“有理由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即便是那些“无假设”的实地调查，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其实是很前沿的。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本世纪80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1]）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黄宗智，1986；1991；1993）黄宗智提出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工业化问题是从农村生活实地调查入手，在探讨如何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早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可能是一个外国学者，即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狄特谟（C.G.Dittmer）,他可能是第一个系统调查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人，他于1917年对北平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进行了的调查。到1923年，清华大学的教授陈达博士，对该校附近的成府村的91家农户和安徽休宁县56家农户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不过当时的多数调查，都是对某个地区的个别村庄的调查，而中国幅员广阔，千差万别，以此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其代表性是有限的。当时的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系，看到了这种局限性，于是在1922-1925年开展了一次对全国6省11县区13个调查点2370家普通农户的调查[2]。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华东地区选点，调查点包括江苏省的江宁（淳化镇、太平门）、武进，福建省的连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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