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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一)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11 15:09:16   点击数:[]    

攸关的了。”(梁漱溟,1937/1989:547)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工业化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5]: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也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病,但骨子里却有中国文化优越的心态;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并大加鞭挞,但骨子里还是一种乡土立场;苏俄使农民“由散而集”对他充满了吸引力,他研究了苏俄的各种农村集体化形式[6],但对苏俄强制性的集团化又充满恐惧;一方面他对西方社会的技术进步、民治政治甚为羡慕,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追求营利充满厌恶。他似乎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立场上,对各种文化、制度、学说、观点和理论进行无一定规的取舍。此外,与尽量远离政治上“主义斗争”的学院派学者不同,梁漱溟是积极介入各种政治争论的。



三、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本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改良运动,汇集了来自学校、机关和民间团体的各种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有普及平民教育的,有推广宗教的社会服务的,有便利行政的,有发展交通的,有增进工业原料供给的,还有救济都市、推销工业制品存货的,但总的口号是“民族改造”和“民族自救”。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于1933年7月在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到会代表70余人;第二次于1934年10月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召开,到会150余人。这两次讨论会的召集者代表着中国乡村改良运动中的两大派:“旧派”和“新派”,或曰“村治派”和“定县主义”派。关于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新派”或“定县主义”派,而关于乡村建设引发工业化的观点,则属于“旧派”或“村治派”。



“旧派”的历史,可以远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的“村治”,经过民国以后山西的“模范”村治制度,“五四”后的新村运动,一直到梁漱溟的河南村治学院、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旧派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所谓特殊的中国文化,即高度的乡村文化,其特征就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它既不同于“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的西洋文化,也不同于“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反求诸己,调和融洽于我与对方之间,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的满足于内者”的“中庸”文化。中国农村的崩溃,是由于固有的礼教精华的衰退。所以,乡村建设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和政治的伦理化,基本工作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基本途径是乡村合作化和工业化,基本手段是“软功夫”的教育工作。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代表的“旧派”,也被日本学者称为“农业社会主义派”。“新派”主要由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以定县为乡村改良的实验基地,其理论上的特点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定县主义”就是外国学者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工作所加的用语。但实际上与“旧派”的更大的差别是,“新派”有“国际的”资金和人力帮助,每年有30-40万元的经费和100-200个办事人员,“国际交流”也多,还在美国教授的协助下从事合乎学术标准的实地调查[7],而“旧派”并不欢迎外来势力直接参与“乡村建设”(李紫翔,1935b:508)。平教会(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成立)的创始人晏阳初先生,早年由美国到法国办理华工教育,回国后初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后坚信普及平民教育应到农村去,平教会的工作受到美国的大力资助,把全国划分成7个实施平民教育的区域,但后来主要的人力和财力都集中到“定县实验区”。“新派”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上是“人”的问题。他们以为,中国近代发生过5次自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现在他们从事的乡村改良实验运动是第6次自救运动,但不同的是要克服前5次运动“忽视平民教育”的“缺陷”,因为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缺点”是“愚”“穷”“弱”“私”(李紫翔,1935b:509;千家驹,1934a:410-411)。正如李景汉在为自己的《定县生活概况调查》写的序言中所说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运动的目标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解决生活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的事实,深知‘愚’‘穷’‘弱’‘私’为人民生活上之基本缺点;因此主张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既是以实际生活为研究对象,就必须到民间来实地工作,......因此本会对于社会调查甚为注意,并认清中国的基础是农村,所以特别着重农民的教育与农村的建设,遂选定县为实验区。”(李景汉,1933)


乡村改良运动的“旧派”和“新派”,均受到当时左翼学者的批判[8],而且在左翼学者看来,“村治派”和“定县主义”在理论上是殊途同归的。对他们的共同理论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新派”认为中国的问题的症结是“愚”“穷”“弱”“私”,“旧派”认为是散漫、消极、和平、无力,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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