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社会的病态现象，造成这些病态现象的还有更根本的社会原因；（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和“民族”概念上，没有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亦没有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意义；（3）把中国整个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简化成了一个农村问题，一个平民教育问题；（4）“旧派”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顽固保守派，对西方文化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新派”则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习俗为敌”，对西方文化无条件的崇拜，并欲以西方的精神技术和物质帮助，造成中国农村的所谓“现代化”、“科学化”。（李紫翔，1935b:509）

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更为激烈。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无论是从教育农民入手，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还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是秋毫不犯的；所以，“尽管许多从事乡村改良工作的人员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去做那些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可钦佩，主观上是为了拯救中国农村的崩溃（当然也有把乡村工作当作进身之路的），但客观上起到开倒车的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而“在各种改良主义的麻醉下，以平民识字课本、改良麦种、改良农具作钓饵去吸引农民，以自治、保甲、民团等等新的桎梏，去束缚农民底解放斗争......”；所以，“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相互论争，当然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倾轧，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切不说恢复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同否定这社会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即以对于发展教育和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见解而言，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根本的主张。”（孙冶方，1936:653-654）


在工业化问题上,对“村治派”和“定县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们想在维护现存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村手工业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批判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基本根源不是愚穷弱私，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以批判者认为，实际上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的工业化，只能推引出“帝国主义的在华市场和商品市场”，农村合作道路的“工业化”，也不过是民族革命失败后的“反求诸己”，“进一步退二步的殖民地经济学说”（李紫翔，1935b:506）。甚至一些并非属激进左翼阵营的学者，虽认为有些批评冤枉了平教会的工作，如说定县的工作是美国的金圆铸成的，别处无力仿效，说定县没有一定的哲学和理论，只是零星的乱干等等，但也尖锐地批评到，他们要撇开中国根本问题，以谋解决中国根本问题这一夹道中去找出路，自然是常常碰壁，“例如他们为提倡农村工业以裕农民生计，曾在高头村设立一个小规模的毛棉纺织厂，用意不可谓不善。但是当地的农民，因为近来棉织品卖不起价，偏偏不愿来学，以致该厂不得不移至城里，这是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的社会（......），每一农产品的产销差不多都要受着世界市场的操纵和影响。我们闭着眼睛，在一个外货可以任意倾销的毫无保障的国际市场上，空叫农民养‘来航鸡’，改良麦种，改种美棉，乃至复兴家庭纺织副业，是决不能济事的。”（吴半农[9]，1934:537）

在这种争论中，一些彷徨的乡村工作者，询问那些批判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人，你们的主张和你们所说的出路是什么呢？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因素，但“作者和编者因为不愿意他们的刊物夭折[10]，所以对于怎样去铲除这两种因素的问题，不能向读者再作进一步的更明白的说明”。（孙冶方，1936:655）他们对走组织起来的革命道路的暗示，其实是很明显的，但仍表示“环境是不容许我作明显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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