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了)?或是让我们换一种角度，把它代之为“冲突”与“协调”这样一组概念和思路，更为妥帖?
孔夫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⑤或者，我们也可换用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即强调历史的积极意义，而非消极性格，把这段情事重新予以概括：租佃制度的发生。既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则离不开社会性之人和人群，而不能不顾及彼此的情状和需要。其中许多方面，又不得不通融解决。有如政府的财政构架，金字塔从上倒砌，闭门造车，就不能太过认真，完全照章办事；其结果是官府钱粮征收，历来不能足额，有时所收不过十分七八；法令的颁布与其执行，人事上的妥协总不可少，也逼迫上层常常不得不迁就下级，⑥亦即不可脱离中国总体文化的大环境和大范围，确实，如此宏大的历史现象，也不是任东、佃双方任一方能够单方面达成的，如此下来，对租佃双方都有一个交代；同时，也不失为一种能于生产有一定促动与激励作用的经济制度。这样粗线条地看下来，一切是否也都可以解释，庶免发生太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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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越生：“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再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戎笙：《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第66页。
    ③  如宋史所谓“彼我兼足，客主相安。虽歉岁而无憾，彼欺此讼而交为癒息”，草野靖：《宋代的顽佃抗租和佃户的法律身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7页。
    ④  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⑤ 《论语·雍也第六》，又见《中庸》第三章。
    ⑥  黄任宇：《近代中国的出路》，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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