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士绅与清末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咸丰以后广东义仓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 就笔者掌握的情况看来,研究华南农村社会史成果最为集中的是广东和福建两省,因此,本文主要综述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研究,且由于对境外资料掌握的困难,本综述将以大陆学者的研究为主,兼及港台及海外学者;本文综述的研究一般只到2000年为止,但亦兼及2000年以后作品。特此说明。 [2] (Chen Han-Seng):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n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中译本《解放前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 该书为英文。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4]林耀华先生研究华南宗族的作品主要有:《金翼》,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5]此一阶段傅衣凌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年出版)、《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社会科学(福建)》第3卷,第3-4期,1947年12月出版)等等,傅衣凌并编有《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汇编》(出版地点不详,1942年)。 三、历史人类学:视野、方法与制度 20世纪50—80年代,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海外学者基本上无法进入大陆开展学术研究,香港和台湾也就成了海外学者了解大陆汉人社会的窗口和“实验场”。其中,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关于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影响最大。弗里德曼注意到了广东、福建地区宗族和村落相结合的现象,提出了关于中国宗族的理论模型。弗氏认为,华南社会结构是以宗族和地方社会的结合为基础组织起来的。[1]几乎同时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华德英(Barbara Ward)也开展了一系列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她提出颇具解释力的社会认知(social consciousness)模型。[2] 此一时期,海外学者进入香港和台湾开展田野调查对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1950年代开始,台湾一些人类学家开始研究台湾本土社会,但真正推动对台湾土著社会研究的还是1972年张光直主持的“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溪流自然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计划”。[3] 实际上,尽管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影响很大,但弗里德曼对广东和福建宗族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功能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中国汉人宗族的目的是为了与研究非洲部落社会的学者对话,因此,后来学者批评其研究对中国宗族本身的系谱和文化特点把握不够。比较著名的对弗氏理论进行批判的是陈其南,他提出宗族以“房”为中心的理论,认为“房”的观念才是厘清汉人家族制度的关键。[4]陈其南的批评代表了一部分研究台湾和香港新界社会学者建构“本土化”理论的努力。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与非洲等其他非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是个有着很长时期国家制度和文献典籍记载的国家,因此,他们开始重视对中国典章制度的分析与田野调查经验的结合。[5]最为经典的应该说是华琛(James Watson)关于天后信仰的研究。华琛通过研究香港新界沙岗天后庙,提出“神明标准化”的概念,即国家通过敕封地方神来实现对地方神统一化,从而使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贯彻到地方。[6] 大致说来,至20世纪70年代,香港、台湾及海外学者在新界和台湾的研究已经开始努力发展出对中国传统社会理解的具有本土意义的理论和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相当紧密,初步形成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新范式。 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他们逐渐把研究的眼界扩展到大陆地区,与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一批学者合作进行华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 1985年,科大卫、萧凤霞(Helen Siu)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春声、刘志伟等人就开始合作研究。后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一些有共同兴趣的海外学者和大陆学者进一步整合,形成比较固定的研究方法和有特色的计划。参与这一计划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为了找到共同关注的问题,整合研究计划,他们采用了田野工作坊的形式。他们以民间宗教为切入点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宗教学,关注诸如国家透过什么制度和形式进入乡民社会等问题,开创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新气象。[7] 在合作研究过程中,一批研究华南的学者逐渐形成一个有共同学术旨趣的学术群体。[8]建立在前期比较扎实的对本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掌握基础上,秉承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群体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重视王朝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 这一颇具特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可从最近他们发表的关于乡村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文章得到反映。刘志伟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族群问题,都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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