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科，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提倡关注农村与国家关系，广东农村社会史的研究也在汤明檖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史学界经济史研究成为主流，广东和福建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1985年、1987年分别出版了《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3]、《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4]和《明清福建社会与农村经济》[5]三本论文集。这三本论文集可以说是此一阶段福建和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缩影。1987年，傅衣凌在深圳主持召开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以区域研究为主题，以广泛利用地方档案、民间文书、社会调查等资料为特色，体现了学术界的取向，也体现了华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水平和成绩。
20世纪60、70年代也是美国汉学界开始摆脱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开始注重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及动力的时期。一些比较年青的学者，以魏斐德(Philip A. Kuhn)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为首，开始应用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理论来探讨县政府以外的农村世界。[6]魏斐德和孔飞力的研究，从更广阔的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及其反应出来的社会结构，开启了美国对中国研究的社会史的风气。
20世纪50—80年代，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问题意识由政治色彩较强的“商品经济·地主制论”转向“乡绅论”、“国家论”、“共同体论”等与区域社会经济史密切相关的问题，至80年代，“地域社会论”被正式提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在地域社会研究的潮流下，日本学界对华南的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
总体说来，50—90年代，无论大陆还是海外的关于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是在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向和追求下进行的，这一研究取向实际上一直贯穿至今。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华南农村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农业商业化与农村商品经济、土地和租佃关系、赋役制度、宗族等方面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限于篇幅，下文只能择要介绍。
长期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商业化、宗族与土地制都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叶显恩、刘志伟、谭棣华、黄永豪、伍若贤等人的论著表明，[7]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生态、交通条件和人口的压力、国际市场扩大等多种因素，从明中叶起，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沙田的开发与宗族制和商业化相互促进，珠江三角洲土地所有制以乡族集团地主所有制为特点。
叶显恩、谭棣华专门论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8]黄国信依据广东的资料，明清时期广东地区以“镇”命名的聚落基本上仍以军事职能为主。在明清时期的广东，担当起江南市镇职能的聚落是“墟”。[9]刘志伟认为，清代广东商品经济出现质变的重要内容是对外贸易转为以出口为基调，各级市场联成统一的有机体，商品生产主要以市场创造的条件获得了新的发展。[10]陈春声对广东粮食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运用数理统计的办法，通过计算近十万个粮价数字，来论述18世纪广东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认为18世纪的岭南市场整合可以与同时期的法国相媲美，[11]陈春声并与刘志伟指出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即农户活动的非市场导向与整体经济活动的非经济导向。[12]陈铿、徐晓望、戴一峰等人则对福建农村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
福建的学者在收集土地契约，探索土地租佃制度方面用力颇深。建立在大量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基础上，杨国桢于1988年出版《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他深入地研究了明清南方特别是福建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对明清土地制度和契约关系的发展、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等历史过程有清晰的论证，并运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乡族所有、私人所有”的三重结构进行了论述。
    珠江三角洲赋役制度因为和宗族、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素为社会经济史学者所关注。叶显恩、谭棣华认为，清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豪族赋役征解的变化，标志着宗法势力的日益强大。[13]刘志伟比较详尽地考述了一条鞭法前广东里甲赋役制度，认为此对所谓广东最早实行摊丁入地的说法，应当慎重。刘志伟还阐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户”的演变及其反映出来的地方社会经济结构变动。[14] 福建的赋役制度以陈支平为用力最多。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他的《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一书，虽然探讨的是全国性赋役制度，但多以福建的情况为背景。黄山书社2004年即将出版他的《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该书依据了大量福建民间文书，探讨了包括户籍、易知由单、自封投柜制和民间负担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广东福建地区的宗族研究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是学术水准比较高的领域。厦门大学的学者则在傅衣凌先生的“乡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福建的宗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5]郑振满发表系列论文，剖析了闽北乡族经济的形态、结构、所有权关系及发展历程。[16]陈支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包括福建家族制度的发展、祠堂与族谱、族产与义田、等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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