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认识是学术界把古代民众抗暴起义领导者的社会追求作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误读的延伸。众所周知，对中国历史上的抗暴起义，一般都称之为农民战争，而战争领导者所宣示的平均主义目标都有称之为农民的追求，这在学术界是基本没有疑义的定论。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参加古代社会抗暴起义的基本群体作具析，这个结论也会动摇。其实，被称为古代农民战争的民众抗暴起义，参加者主要包括了三个不同的群体和追求：其一，是社会空想主义者及其对社会平均主义的追求，他们大都是一些不得志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或是从政府中排挤出来的失意知识分子，也即是游离或被排挤于政府之外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黄巾军的张角、白莲教与红巾军的刘福通、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以及文学作品《水浒传》中塑造的宋江、吴用和卢俊义等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有文化和一定的理论水平，习惯于思过去、想未来，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往往是起义的发动者或领导者，起义中所包括的各种社会平均主义在内的纲领、口号大都是他们的创造。其二，是一些加入起义队伍的绿林侠士、盗贼、土匪(如响马、草寇等)及其游民或流氓无产者群众；他们也因其原有生涯所致，大都善战、勇猛、敢为而在起义队伍中一时颇具影响，许多人往往成为军事头目，在客观上无疑也具有反抗暴政与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造反精神；然而，他们习惯的是一种以我为用的“游民”或“流氓”式平均主义，并常常凸显其“游民”或“流氓”平均主义的作为(即抢掠均分财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同财共享，即所谓的“有福共享，有难共当”)。其三，是广大反抗专制暴政和超经济强制的破产农民，即贫民、难民、饥民、灾民，他们是历次起义中的基本群众，是一般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目标不是表现在追求什么纲领、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劳动权与生存权。因为历次起义的基本群众大多是抗暴的农民、由农民破产而来的贫民、难民、饥民，所以史学界便笼统将旧式的民众抗暴起义称之为农民战争，并将起义中各阶层的追求都认作农民的追求，进而将起义中由领导者或流氓无产者突出并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称之为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主义”。然而，这种所谓的农民战争，实际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战争，从指导思想上讲，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农民战争，社会空想平均主义和以我为用的流氓式平均主义根本不是农民那老实巴交者的追求。其实上，历史上的农民参加起义，从经济上分析，无非在三种情况下爆发：即“有田无法耕”或“耕田无法生”或“无田可耕”时爆发，而这三种情况基本都是专制、“暴政”与自然灾害相结合时发生。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这些参加起义的基本农民群众，实都是一些已破产或半破产的贫民，而且大部分都已沦为了流民或难民。他们反对专制强暴和超经济强制，他们打富济贫，开仓济贫，要求均田、均税，目的都是为解眼下的燃眉之急，以免冻馁死亡，即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和作为个体私有者的劳动权，与社会空想主义者的“公产”、“平均”和流氓式平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他们的“均平”也不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平均，而是基本劳动权或生存权的“均平”。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皇帝，是要这个皇帝保护他们应有的生存权，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vi]]。与其说他们的斗争是平均主义，倒不如说他们的斗争是特定环境中的生存挣扎。他们参加起义，并非异想天开地追求或接受“公产主义”与“平均主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浪漫与空想的基础)，而是因为当时已处于破产地位的一无所有，只希望借助这种斗争免遭死亡，恢复昔日小农的生存地位；一旦他们再成其为私有小农，一旦社会空想主义者将其政策推向社会或流氓式平均主义泛滥，即普遍受到包括他们在内的广大农民的抵制与反对[1]。可以说，把太平天国领导者那样的社会空想主义者们所追求的“公产”、“平均”理想认作农民思想或农民主义，把流氓式平均主义也当作农民所为，这是理论界和史学界长期对农民阶级的一大误解。自然，这种误解也导致了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是受农民影响这一结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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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天国起义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但由洪秀全们制定和颁布、并且是这次起义最具代表性的《天朝田亩制度》，却因遭到起义民众和广大农民的抵制与反对而被迫放弃它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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