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村庄中两类关联的不同强度，可以得出四种村庄社会关联的组合。对于村民选举参与行为来说，就构成了四种村庄类型。然后再具体展开特定村庄类型中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分析。村庄类型成为用村庄社会关联分析选举参与的一个中介。对村庄社会网络和其中的村庄社会关联进行分类的做法是为了更好地进入具体的村庄类型，讨论何以不同的村庄会有不同的参与状况。以四个村庄的选举叙事为基础提出的四种理想类型村庄的确大胆，但却是一种认真的尝试。③这样做的理由以及四村和四种类型的关系，书中作了大量说明，这里不再多谈。
有了村庄社会关联概念和四种村庄类型的划分，我们就有了一个进入村庄内部揭示村民选举参与机制和差异的切口。特有的村庄社会关联结构塑造了村民对村庄领导人的特殊需求，精英利用既有的村庄社会关联来动员村民投入选举，普通村民根据村庄社会关联决定的选举取向和动员的强弱选择参与或不参与以及投谁的票，对于选举结果，村民也依据村庄社会关联进行评价。于是，村民的选举参与是一种“关联性参与”。
总之，“村庄社会关联”何以能够将我们带入村庄政治过程，一是因为其定义的伸延性，它本身就联系了村庄政治的基本要素。二是因为其本身还有不同的面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具有进入种种不同情况村庄的路径，或者说，是因为对其可以进行分类。如此定义，当然是一种建构，但这种建构本身是遵循着客观化的逻辑的。起码，它有来自社会实践的依据。运用“村庄社会关联”进入到对村庄政治和村民选举的村庄解释，这是《选举事件》一书通过以上的研究过程力图做到的。这里，我愿意把应文的批评理解为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村民的日常行为关系。但是，即使要理解村民的日常行为关系，也不能仅从日常生活中去发掘，而要联系村庄中的事件，不能孤立地进行。因此，我的研究既需要用村庄日常政治机制解释选举参与，也需要通过选举参与机制的揭示凸现村庄日常政治机制。对于以上的概念定义和研究过程应文没有做正面的评述，而是从所谓反西方和反理论的角度对这种研究体现的研究取向进行了批评。由于这种批评是针对它所谓“乡土派”整体提出的，因此，我们拟在专门的回应文章中详细讨论。这里仅论述“村庄社会关联”是否和怎样实现了村民选举的内在化。
应文的批评首先是认为支配和被支配关系的说法忽略了福柯权力理论的“教诲”。但是，“村庄社会关联”和“关联性参与”要解释的是村民为什么会去投票，对于投票是从抽象权利理解还是从具体的投票人与竞选者的关系理解，投票取向如何决定等等村庄选举政治的具体问题，似乎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偏要运用这样一个总体性的权力理论呢？在我们立志要做的农村政治研究中，福柯理论的地位是可以从研究的需要选择一番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用某家理论，而是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实践会不会增加解释力。
其实，上述批评隐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如果你不进入一个研究传统，你所说的就不可能被别人理解，从而使你的研究水平很低或干脆没有科学性；另一个意义是说，只有这样，既有研究的传统才能理解你，你才能获得被理解被承认的资格。这两个意思也可以放在一起，就是说，你不要自己说自己的，和我们一起说才能有价值。这种劝诫如果在批评者已经自认为是“我们”中的一员时，就把被批评者置于一个“散兵游勇”的地位，从而忘记了学术传统自身建构本来的意义。学术传统降低学者间交易成本、加速创新的作用只是一个处于第二位的、派生出来的功能。①建立学术传统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和实践建立一个更为强有力的关系。而相信应星和其他的朋友们不会否认，存在一个传统没有存在两个传统好，即使一个传统的形成也离不开内部的辩难。这种批评的背后还在说：研究要有学术上的传统，如果没有学术传统，问题和论证就没有合法性。但是，学术合法性就一定依赖于学术传统吗？我并不简单地摒弃学术传统，但要看研究的具体问题上有无学术传统，若有传统，那么这又是什么意义上的学术传统，此外，我们还要选择利用学术传统的方式。
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来说，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中有一些重要著作当然是要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亲历过这一实践的学者的著作和思想，但后者并不一定表现出如学术规范要求的那样清晰的学术传统。同时，并不见得对于具体的研究主题一定就会有成熟的学术传统。“野性的思维”并不是不要学术传统，而是强调在选择学术传统时要有自主性，甚至在新的研究领域自主地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自主地选择和建立学术传统，并不是不要西学，而是强调不要预设性地建立和西学之间的等级关系。
“村庄社会关联”的提法直接源于我们在村庄政治过程中观察到的小群体一致行动及其中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在将其和村庄社会网络勾连起来做一般化的解释时，作者读过相关的文献。这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有明确的列举。但是，由于笔者不想把这一村庄层面上的中观概念提到一般性概念的层次，也就是说村庄社会关联是一个在村庄层次上运用的概念，至于一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