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59 87. 9



  1978 71571 1991 26800 10113 1020 12513 88. 2



  1979 79421 1992 28400 11128 1082 12457 90. 1



  1980 55473 1993 32900 13250 1370 14504 88. 5



  1981 54267 1994 38200 16774 3399 17220 97. 9



  1982 30000 1995 45986 18274 1572 23033 93. 2



  1983 26701



  说明:[1]1982年为有关资料中的估计数



  资料来源:[1]《香港年报》(历年)　　[2]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Ｒｅｐｏｒｔ1991



  [3]Ｒ.Ｊ.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367—369页



  造成80年代合法移民结构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香港的人口结构问题。香港人口的性别比一直是男多女少,许多香港人的妻子原来就在内地,也有许多人回到中国大陆的老家娶妻。种种原因使众多的港人两地分居。妻子来香港与丈夫团聚也是内地居民移居香港的一个主流。这种情况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目前中国大陆与香港人的通婚仍然为数不少,中国每年都有2—3万人登记涉外婚姻,根据1990—1993年的资料,涉外婚姻中与港澳同胞结婚的占58 6%,估计在全部涉外婚姻中,半数以上是与香港人结婚。



  由于香港政府采取限额移民的政策,许多香港人的配偶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移民香港。与香港居民结婚的大部分是女性,因为不能及时移居香港,往往在大陆生孩子,结果是增加在大陆等待移民的儿童人数。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大陆移民香港的人中间,亲属团聚依然是主体。



  这里把非法移民定义为:偷渡者到香港,并且最终取得在香港的合法居留权的人。因为980年以后港英政府不允许偷渡者称为香港合法居民,所以这里仅仅考虑到1980年及以前的情况。香港的非法移民来源于许多地区,不过主要的来源是中国大陆的广东省。表3是974年以来,来自中国内地的非法入境者的情况。要对这些变化有全面的了解,还必须了解港英政府对非法入境者的政策变化。



  表3 1970—1980 年 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者(人)



  年 在边界被捕者 逃过搜捕者



  1970—1974 79083



  1975 1133 —



  1976 810 —



  1977 1779 6600



  1978 8192 28100



  1979 89900 107700



  1980 82197 110000



  说　　明:“ ”非法入境后申请身份证的人数



  资料来源:[1]1970—1974年资料来自《华侨日报》,1986年11月2日



  [2]1975—1980年资料来自《香港皇家警察年报》、《香港年报》(有关年份)



  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大陆居民来到香港的动机从逃避战乱灾荒、政治运动,转变到为了更高的收入。以经济为动机的非法移民在数量上和来势上是相当惊人的,导致了港英政府的移民政策产生了几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是在1974年,这年开始了边境堵截,实行了所谓的“抵垒政策”。“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居留权。“抵垒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过到了1978年以后则完全失灵了。仅1979年与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即被送返中国大陆,也就是所谓的“随捕随解”政策。从“抵垒政策”到“随捕随解”是港英政府的第二次政策转变,这次政策转变只是遏制了非法入境的高潮,并没有真正解决非法入境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从70年代开始到香港政府停止“抵垒政策”时,非法移民香港的中国大陆居民超过30万人,非法移民构成香港社会重要一部分。



  三、人口迁入的成因



  香港之所以成为一个移民社会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传统的人口迁移理论对人口迁移的原因比较强调个人的因素,强调个人特征和动机。不过用传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来解释香港的人口迁移问题或许会有许多不足之处。香港的移民,无论是迁入



  还是迁出,大多数是中国大陆与香港社会变迁的产物,个人因素只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起有限的作用。要了解香港的人口迁移问题,应该要更多的从宏观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层次上去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 租界效应。从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大都市,这一现象并非香港独有。在旧中国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都是从小渔村或者小县城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的。上述几个城市的崛起有几个共同点:第一,都有外国租界;第二,都是在海岸边的重要港口;第三,在经济上都超过其附近的政治中心的水平,甚至在一些方面取代了其功能,如大连与沈阳、天津与北京、上海与南京、青岛与济南、香港与广州。本文称这种现象为租界效应。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行租界土地,一般位于重要的港湾,可以成为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需要的港口。传统的中国城市多为政治中心,如沈阳、北京、南京、济南等等,并且都不在海边,只有广州比较例外,一直是通商口岸兼政治中心。当现代的商品经济进入中国之后,租界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发挥出效益,经济发展带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旧中国内战不休,租界反而显得稳定一些,成了有钱人营建安乐窝的理想地点。战乱的时候,租界也吸收了大量的逃难民众,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与香港。一些难民后来就在租界定居,成了租界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列强国家在租界也有一定数量的投资,许多国内资本也向租界集中,使得租界在整个中国经济停滞之时,显得相对繁荣,提供了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入租界谋生。



  2 粤港经济成长的差距。香港人绝大部分是广东移民或者移民的后裔,广东人素有迁居海外的传统,在海外的华人中,绝大多数祖籍是在广东与福建两省,其中又以广东省为多数广东人素有外出谋生的勇气与技能,这种传统可以上溯几百年,这是促使大批广东人涌入香港的文化因素之一。不过仅仅有文化因素还不能说明问题,这里着重讨论经济因素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经济突飞猛进,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香港为邻的广东省,在1949年以后经济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成长的步伐为世界所关注,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与香港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广东省的发展是有限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一下子拉开了广东省与香港的差距。同时也因为广东的起点比较低,使得这种差距更加突出。经济发展的差距,吸引了广东人移居香港。



  3 社会变迁的冲击。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经过许多场政治运动,许多不应该被伤害的人受到了伤害,许多原来不会离开的人离开了。虽然有些人为了逃避政治运动的冲击而移民到香港,不过纯粹为了政治因素而迁移到香港的人在香港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不会太高,主要的是受政治的间接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许多从城市到农村的知识青年,由于无法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而偷渡香港。有人认为,在这批知识青年的影响下,才触发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非法入境高潮[3]。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在香港的两次主要的偷渡高潮中,第一次是在困难时期,当时还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是尾声了。由此可见把知识青年视为引起偷渡问题的根源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偷渡高潮,笔者认为是一种“失范效应”。失范(ａｂｎｏｒｍ)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指的是在社会变迁中,旧的社会规范消失或者减弱,而新的社会规范又一时未能建立起来。由于没有新的社会规范可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越轨行为。由于失范带来的这种后果,笔者称为“失范效应”。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闭关锁国,极左的政治宣传把香港社会的黑暗面加以夸张,同时因为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歧视和冲击,使人不敢议论海外的真实情况,对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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