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越多、性生活质量也越高，尽管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但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这与流动人口流动方式有关，因为还存在一部分家庭一方流动一方留守或两方不在同一地区打工的情况。同时城市流动人口边缘化的现象存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再社会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流动时间对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影响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流入地为城市的流动女性婚姻质量高于流入地是乡镇等非城市的女性，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生活的现代化对农村传统化影响的作用。

    物质条件对流动女性婚姻生活自主权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较为明显，女性婚姻生活自主权与女性自己的收入成正比，与配偶的收入成反比，这和我们经常所观察到的家庭生活中的权力来自于经济相符合，传统家庭中往往是对家庭经济贡献更大的一方就拥有更多的决定权。物质条件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也是正面的，一方面物质条件为性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环境基础；另一方面正如“需要层次论”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也才有精力和心思去追求高质量的性生活。

    就婚育状况来看，流动女性择偶时注重对方物质条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功利性条件对婚姻质量确实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婚姻生活的自主权、对婚姻失望的感觉等因素影响尤其显著。这也正是经济学中“资源说”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应用，即夫妻中拥有较多资源的一方对另一方具有较多的支配和控制权力。关于结婚年龄，结婚年龄越大，夫妻互动越顺畅、婚姻生活中的自主权越多、性生活更加和谐、对婚姻的失望程度越低，这主要是因为结婚年龄增大，进入婚姻的个人愈加成熟，进而会更加理性的解决婚姻中的问题。但对配偶满意度的评价与结婚年龄成反比，可以认为是结婚年龄大，特别是女性多数对配偶的期望都较高。孩子被许多研究者看成是维系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我们的调查来看孩子的数目对婚姻质量的很多方面都有消极影响，孩子数目越多，性生活质量越差，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越低，对婚姻失望的感觉程度越高，也许孩子真的对维系婚姻有积极作用，但孩子数目越多维系的婚姻质量越低，可见国家主张的计划生育以及晚婚晚育的政策对婚姻质量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总的来看，每个模型的拟合度除感情满意度的评价外，其余都达到了25％以上，说明我们假设的影响因素确实解释了婚姻质量的一些原因，假设也基本得到验证。流动经历对女性的婚姻质量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物质条件的改善能提高女性的性生活质量以及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但配偶收入的提高却对女性婚姻生活自主权的提高造成障碍；择偶时功利因素的考虑降低了婚姻质量，结婚年龄的推后对婚姻质量的提高有利，但孩子数目的增多对婚姻质量却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

总体上，和农村未流动女性相比，流动女性的婚姻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婚姻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男性相比，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在婚姻生活的观念与态度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性主动意识、婚姻生活的自主权等。流动确实对婚姻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流入地现代文化对留出地传统文化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因而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对流动女性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和持久性的，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只有完全的接纳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也只有完全的融入城市生活，城乡人民才能共同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也才有利于两性婚姻质量的提高，甚至生活质量的提高。

    女性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社会平等意识的发展，同时走上工作岗位的女性为社会的发展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流动女性对流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流动女性在城市中却面临着非主人、边缘化等问题，其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存在两地分居、子女教育等这样那样的困扰，给她们自身带来麻烦的同时也给城市社会带来问题。要提高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我们认为城市和流动女性都应该作出努力。流入城市应该从文化方面消除对流动女性的歧视，从政策方面对流动女性及其家庭进行照顾，为其提供基本的住房和受教育机会，真正接纳其融入城市生活。流动女性应该主动去学习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积极去融入城市生活，而不是被城市现代化的“文化震惊”冲昏头脑，而不去珍惜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只有城市地区和流动女性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和保持流动女性高质量的婚姻生活。筝参考文献：[1]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EB/OL].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qgnypcgb/t20080221_402463655.htm（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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