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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种秩序结构和观念有形无形地加于社会生活中，从而协调、规范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博舞作为整个博文化中原初的、主要的部分，其所发挥功能与博文化是一样的。在博舞演变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两次来自异文化的冲击。一是始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后期才逐渐稳定下来的佛教文化的冲击，在这场长达近三百年的碰撞中，博舞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即分布区域和活动空间大为缩小、博舞形态中佛教因素大为增加；一是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现代文化的冲击，这次冲突尽管时间较短，但它对博舞的影响是更为深刻，几乎彻底地改变了博舞的神话内涵、社会基础、象征意义、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使之变成了徒具审美形式的一道文化奇观和博物馆中令人惊叹不已的文化遗迹，而作为具有重要社会文化价值的博文化和博舞则逐渐式微了。
尽管博舞在蒙古民族的文化中有如此重要价值，但有关博舞的研究现状却不尽如人意，这不仅体现在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静态的博舞形态分析，而缺少充分的历史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这种静态的分析忽视了博舞的象征意义及其规范生活世界功能；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将一些舞者吸收博舞部分语言而创作、表演的舞蹈视为博舞的代表，然后从这一现代创作出发重建博舞的语言体系，再将后者作为所谓蒙古民族的舞蹈传统规范形式和本质特征，以此为研究框架去寻找、认识蒙古博舞的历史和特征。如我们在许多文章看到的将博舞与蒙古民族马上形象相联系，认为博舞表现了蒙古文化的尚武传统，按照这种尚武传统构建出的博舞形象自然也就主要表现为一种豪迈奔放的风格， 这种研究思路过于现代化，忽视了博舞的复杂性和历史过程中的丰富性，。
针对这种博舞研究中的非历史化、脱离文化语境的现象，本论文的研究从文化多元化的角度重新梳理博舞的历史流传及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来系统地把握蒙古博舞历史特征与独特的命运。本论文的研究一方面采取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力图比较系统地描绘博舞历史过程、尽量以同情的态度阐释博舞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其社会文化价值；另一方面运用口述史的方法 ，采访尚存世的博、一些博文化研究专家、现代博舞的创作与表演者，了解他们与博舞发生的复杂的、历史的关系，并把他们与博舞的关系放在蒙古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审视现代化过程对博舞的多方面影响，突破主流的舞蹈史叙述神话现代化过程的偏向。 但是，由于现代文化对博舞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改造运动、现代科学与教育的传播、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蒙古人自我形象的改变等，需要专门的论述，而本论文又以博舞的历史变迁为主，因此，只能将博舞的现代际遇作为整个论文的一个部分做一简单的梳理，至于其具体的变化历史只好另文研 [9] 究。
第一章 蒙古萨满舞（博舞）的起源
蒙古族萨满舞蹈是该民族历史的产物，也是蒙古高原萨满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因此，要认识蒙古族萨满文化和萨满舞蹈必须先了解蒙古高原萨满文化的历史及其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但除个别研究者外，大多数研究者或者主要依据一些田野考察材料来认识萨满舞蹈，或者从文献中摘取部分信息，而没有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本章依据大量的文献，试图揭示萨满文化和萨满舞蹈与蒙古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 蒙古族起源
要讨论蒙古博舞的起源首先需要考证一下蒙古族的起源。目前学术界关于蒙古族起源和其发源地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争论， 本文采用蒙古人源于东胡说。东胡人源于商周时代的北狄人，后为丁零人，始居阴山蒙古高原一带，其图腾为狼与鹿，曾与周朝发生冲突，《穆天子传》云“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这次战争的失败后，丁零人分化为匈奴、东胡等。据《史记.匈奴列传》记“燕北有东胡、山戎”，服虔注曰：“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主要分布在潢水、老哈河、大凌河一带，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击破东胡，一部分东胡人居于乌桓山，一部分居于大鲜卑山，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端，后匈奴于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被汉击破，鲜卑人迁徙至匈奴故地，十余万匈奴人也自称鲜卑人，至此，拓跋鲜卑人完成了从大兴安岭北部向西南迁徙至呼伦湖地区，再向南迁徙至匈奴人居住的阴山北部一带。在许多鲜卑人南迁徙同时，还有部分鲜卑部落留居在大鲜卑山，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部众增多，势力逐渐扩大，成为室韦人，魏时与中原交往，《魏书》八十八卷载室韦人“好猎制”、“唯食猪鱼”、“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裤”，“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魏书·乌洛侯传》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这表明鲜卑人与室韦人和乌洛侯人之间的同源关系。室韦各部落分散而居，“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魏书.乌洛侯传》）《北史·室韦传》云室韦9部“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取鱼鳖。”在《隋书》没有关于乌洛侯记载，其《室韦传》关于南室韦部落的记载与《魏书.乌洛侯传》相似，可以推测室韦在隋时已被称为南室韦了，唐史上明确将乌洛侯列为南部室韦部落，从北魏到隋，室韦部落的畜牧业逐渐发展，《隋书.室韦传》载北室韦“雪深没马”、“牛畜多冻死”可为证，其时各部落之间依然“不相总一”，没有形成部落间的联盟。唐代室韦人分为五大部：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旧唐书.室韦传》载唐初室韦人开始“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这时候的室韦各部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部落，所谓“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世管摄之。聚落而居，或为小室，以皮覆上，时聚而居，至数十百家，”人们会参加一些集体生产和公共活动，“时聚弋猎，事毕而散”。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个时期的室韦分布比较广泛，其中大室韦有一支被称为蒙兀室韦，拒于大兴安岭，《旧唐书·北狄传》卷一九九下记载“其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健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又东经蒙兀室韦。” 唐时的望健河即今天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的额尔古纳河，俱轮泊指的是达赉湖。蒙兀室韦最初只有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的小部落，他们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区生息繁衍，大约经过四百年的时间形成了七十个斡巴黑（氏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字，其大体的位置在北至黑龙江上游，东抵额木尔山，西临生活在额尔古南河下游两岸的大室韦，南至大兴安岭北端，这七十个斡巴黑被称为“迭尔勒勤蒙古”，该部落大约在8世纪后期走出额尔古涅-昆一带，其中以孛尔帖赤那为首的若干部落西迁至克鲁伦河、斡难河、土拉河的发源地——不儿罕合剌敦山（肯特山）一带，进入到游牧经济时代，因为从《唐会要》《新五代史》《册府元龟》《辽史》等文献资料看，这时候的室韦朝贡基本上都是羊、马、驼，而且数量较大，动辄是几百上千头。从孛尔帖赤那传承至朵奔篾尔干共十二代，他们自称为乞牙惕氏，朵奔篾尔干死后，阿兰.豁阿生三子，后三人分立合塔斤、撒列只兀惕、孛儿只斤三个氏族，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不同于一般的迭尔勒勤蒙古，尼伦蒙古和迭尔勒勤蒙古统称为“也克蒙古”，即大蒙古之意，其中的孛儿只斤氏后裔又繁衍十九个分支，各有名号，到十二世纪以后，室韦称呼已经被蒙古诸部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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