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片片。
　　是自然伟大么？
　　是人生伟大呢？
　　这是还能见到的宗老《流云》小诗的第一首：《人生》。——是多么浩翰的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我们几乎想到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那个时代了！我们知道这位对书法、绘画、造型艺术情有独钟的美学家是最推崇唐代画家张ｚǎｏ＠②的，他曾特别说明将自己的论艺文集题名为《艺境》就是受到张ｚǎｏ＠②曾撰《绘境》和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千古名论的影响（见宗白华《艺境》原序，1948），可知中国艺术家是怎样看重意境营造中主体的作用的。就是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当时只有二十二岁的宗白华先生还讲过这样一句话：
　　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以新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比较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以中国文字语言艰难的缘故。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宗白华：《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转引自叶朗：《胸中之竹》P.286，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我们看这已经向世界敞开胸怀的“少年中国”可有丝毫的怯懦、丝毫的奴颜与媚骨！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看镜有感》，1925，《坟》）。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鲁迅：《拿来主义》，1934，《且介亭杂文》）
　　运甫先生一再提到的鲁迅先生是这样向我们讲“拿来”与“主体”两个方面的。
　　我们在前面还提到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那是一位曾先后到日本、法国、德国、美国，被好友吴宓称作“留学之时期凡十八年，与玄奘同”而深表佩仰的又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在前我们引述了他对佛学被吸收、融化于中国哲学（“新儒学”）的认识。这和王国维的“宋儒出”，由“受动”而“能动”的肯定评价固然是很接近的，而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陈寅恪最为推重的则是“新宋学”的建立，他特别称赞欧阳修“尊崇气节”，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主旨实在都在于要确立中国自己的文化道德本体地位。吴宓在他1961年的一则日记中说陈寅恪“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是讲了一句很到家的话（均见吴学昭辑《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很使我感动的是，运甫先生还几次谈到贝聿铭和另一位著名美籍华人结构工程学家林同炎教授的状况。按说这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又长时期生活在西方的科技专家恐怕和我们的所思所想已经相去甚远，而实际上这位从水乡走出的哈佛校友却说：“我不主张艺术上的国际主义化，民族文化是建立在每个国家的乡土里”（《论艺术的历史观和科学观》，《有容乃大》P.132）。由密特朗总统直接定夺的修建卢浮宫的“金字塔”工程早已使贝聿铭在西方出尽风头，而西方的传记作家却注意到他在很认真地提醒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不要为建立全球最新的文明而牺牲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美］迈克尔·坎内尔：《贝聿铭传》P.303，倪卫红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当然，他为北京设计的香山饭店(1979)也已成为融合中西文化的经典性建筑了。林同炎教授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设计加利福尼亚州长1300英尺的拉卡查奇双同工线钢缆大桥而荣获国际“先进建筑”一等奖的著名桥梁专家，他说：“我的成就之获得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具有东方哲学和文化素质的缘故，我认为东方哲学、文化、艺术的素养和气质，能使科学家和工程师精神视野开阔，对称和整体观念强，而且联想丰富”（《重视理性思维，激荡浩然之气》，《有容乃大》P.449）。……这些例证难道不会使我们想起宗白华在1919年讲过的那一席话吗？请注意，袁运甫教授在谈到他对“第三条通道”的思考时，在他心里是悬了一个很高的目标的：他是瞩望着我们总会形成自己“强大的民族主体文化”而终将“在国际上大放异彩”。他并且说，随着我们对自身文明进程具备了更为深入准确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将渐渐远离上世纪初以来以引进西方现代化为特征的拿来主义的学风”，在积极消化一切来源的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创造我们自己更具独特风采的现代艺术的精神文明。（《从“艺术与科学”的新视角出发》）的确，这才是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应有的抱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