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以美国60所综合大学都开设了工业美术设计课”，“他们把名叫‘工业艺术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培养创作力的教育。很多教育家认为，对一般人来说，艺术的教育应当高于文化教育。日本有些教育家甚至提出：‘没有综合化，就不会产生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人物。’”（《论美国现代艺术的终极效益》，1982）。值得注意的是，当袁运甫教授反复谈到培养综合性人才的重要时，他总是要对照我们自身的传统和艺术教育建制中形成已久的固定格局发出沉重的呼吁，如他在1991年再度访美后写的《美术教育见闻》中说“……这不禁使我联想到我们自己，宋元以来900年文人画的传统，造型艺术与工艺美术之间简直是森严壁垒了，文人画家与手艺工匠划分得清清楚楚……这种狭隘的观点越来越不利于现今艺术事业的发展需要了。”
　　最迟是在1993年，当袁运甫教授为李政道和黄胄共同倡议筹办的那次新颖的美术作品展撰写前言后，他就被这个“科学与艺术”的命题深深地吸引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1999年11月中央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正式建立，随后是于2001年5月底在中国美术馆和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的“艺术与科学”国际艺术作品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显然对袁运甫教授大美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这重要的历史关节，极大地推动并丰富着他的大美术思想，使之成为成体系的认识。
　　艺术与科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是在现代化征程中已被提上日程的关键课题。我们都记得“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要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所以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刚刚要跨向现代史的门槛时就遇到了，而在今天我们是真正开足马力要向具有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进军了，所以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了。人们特别注意到，当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新时期时，不少杰出华裔科学家在他们积极为祖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贡献力量的同时，也一起把关心的目光投向了艺术，并以“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把问题摆在我们眼前，我以为这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艺术传统总是强调精神的、情感的表现并偏向人伦道德，所谓“止于至善”。如陈师曾便说：“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文人画之价值》，1992）。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应当说，能够将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人文情怀与非艺术所求的“案城域”（王微语）“掀屋角”（沈括语）之类的科学认知功能加以严格区分，这确是中国艺术传统的一个突出优长；而且即在西方，也恰恰由于照相术的发明加之东方艺术的启迪，更引发了艺术家对自亚里斯多德以来根深蒂固的“艺术摹仿自然”的写实传统的普遍反思，竟造成大河改道之势。但从另一方面看，难道科学与艺术就只有互相排斥的关系吗？“东方到西方去，西方到东方来，这是艺术互补交流的必经之途”（袁运甫：《论艺术的历史观和科学观》，1996）。我们不仅从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美术交流的历史、从印象派时代和“五四”运动看到这种东西方艺术的互相往来，今天就更亲身经历和面对着在“艺术与科学”关系上同样的问题了。“正确认识‘我人之长’和‘西人之长’，树立科学的、历史的思辨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当我们面对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一方面为历史层累的人类文明而自豪，一方面为科学提示的宏伟未来而神往，谋求并建筑科学和艺术21世纪的新文明已成为当务之急。我认为，作为当代艺术工作者应当高瞻远瞩，顺应时代，建立通达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扬艺术创造精神迎接挑战”。（引文同上）用思辨的历史观和科学观来解决这个极为紧迫而重要的时代课题，这就是袁运甫教授反复思考作出的回答。
　　那么，就让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科学与艺术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即两者共同具有的“内在的一致目标和精神基础”——“人类最珍贵的创造精神，和对真理的普遍性追求”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两者“对人类文明相成相制的格局”（引文同上）。在这里，运甫先生不只列举了我们所熟知的如达芬奇、拉菲尔在解剖、透视研究方面的经典作品对绘画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还举出大量我们未必注意过的科学技术进步对现代艺术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事例，比如说“1965年马丁炉的发明，开始了钢筋水泥和水利发电等新的科技应用，使地球景观潜移默化地促成了视觉艺术的变革”；“犹如李政道先生所指出的，‘……由于这两个最关键性的发现（指迈克尔逊和莫克的光速实验和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才导致了本世纪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发展。这说明了科学的普遍性真理是多么的重要，理论的价值会带来无限的创造力。’作为一个重视并善于思考的画家，面对如此动心的变革，他的绘画语言亦必然地受到新的启示。”实际上，所有这些科学技术进步的史实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现代艺术已经发生的多方面的繁复变化，放眼四海，只要用大美术的眼光看一看不断经历着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洗礼的当今世界，恐怕是无往不届的触处都在显示着科学与艺术在“相成相制”意义上紧密结合的成果和效用了。何况“我们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在那微观与宏观世界的奥秘之中，还蕴藏着许多启示艺术创造的新动力，那是一个尚无尽头的大天地。”在这种相成相制的辩证关系中，我觉得袁运甫的这一观点富有启发性，那就是“作为艺术家，历史的优秀遗产永远是以层累的方式被视为人类的永恒宝藏。而科学的进步成果却是以不断更替的方式被新的发现所取代。因此艺术家重视历史的识辨的判断更属必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运甫先生说，“期望用这把更久远又更现代的钥匙——艺术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开启一个时代的新纪元”，这是一个包含着人类高度智慧和美好情感的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新纪元。（引文均同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诞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拜读了运甫先生于2001年围绕“艺术与科学”国际艺术作品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写出的两篇文章，（注：即《从“艺术与科学”的新观角出发——瞻望新美术教育的发展》、《新视角促进新发展——在“艺术与科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我的感觉是：愈加成熟的大美术思想不仅在一个最孚盛望的大学府，也是最理想的学术环境里获得实体，而且首先是这个大美术观这里成为精神的存在。
　　运甫先生的两篇文章不仅对清华美院的办学方针、学术风格和教学体制有具体、充实的总结和规划，对大美术的教学操作和创作前景也有明澈的认识和展望。我按自己的理解，将其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一、“艺术与科学”是一个极重要的命题和新的视角，这是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明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艺术教育与美术创作现状出发反映着我们的新的认识和需求的重要思想成果。提出“艺术的人文情怀与科学的理性思考的互补与融合”、强调艺术与科学在相成相制的辩证关系中求得和谐发展必将使大美术事业得到大跨度的发展与提高，并对我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巨大影响。清华大学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和“争创国际一流”的办学方针，要将清华美院办成“能为国家培养绘画大师、艺术设计大师、工艺美术大师的优秀人才的摇篮”，可说是继承着清华大学理工与人文结合的优秀历史传统，反映出全社会对高素质新型艺术人才的需求和呼唤。
　　二、“创造现代的，以传统文明为基础的、具有进步特征和原创性精神的新艺术。它将以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为启始，超越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