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践顺应了这一潮流。

    同时，电影发展到后现代时期，戏仿、戏拟（即对经典进行游戏性、调侃性的模仿）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方式，虽然对以往经典电影进行游戏式、调侃式的模仿常常会使具有丰富观影经验的观众发出会心的微笑，但戏仿也同时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原创性的丧失，而原创性又恰恰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如果失去想象力、创造力这一源头，艺术创作的泉眼也必将干涸，而“暴力美学”用新鲜的电影语言和价值观念直指现代人想象力的匮乏和艺术原创力的丧失，阻止了因为模仿而导致艺术生命力的枯萎。

    2.对人的存在的再认识

首先，从“暴力美学”的哲学内涵看，这种非常规处理展示了种种道德和价值的对立，使以往对电影中暴力的道德化审美评判体系发生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远离道德或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而是凸现了批判的力量，“有时候，人需要被提醒罪恶的存在，需要去改正，去变革。他不应该永远只记得善与美”（福克纳语）。同时，对暴力淋漓尽致的风格化处理代表着理性与感性的分裂，每个个体都是通过分裂和矛盾才变得丰富多彩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没有纵情狂欢，理性何以存在？没有暴力和死亡，感官的欢娱也就失去了意义，似乎有了前者的映照，后者才有意义和价值，从而分裂也就意味着某种统一的性质，也为人对于暴力问题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增加了一个维度。

    其次，“暴力美学”作为后现代艺术的一种风格样式有力地回答了风格美学在后现代语境下是否成立的质疑。后现代艺术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多元、含混、消解中心，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便提出，既然中心都消解掉了，个体特征又是如此地重要，那么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的美学风格是否还存在？电影美学同其他美学样式一样，其存在意义也受到了质疑。在后现代语境中，电影作为一种消费的对象，凸现在一种多元并立、极度轻松的背景前面，但是这种看似极度轻松的背后恰恰不是随心所欲，没有选择，怎么办都可以，而是应该自由与责任并重，这也是现代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否则人类命运的前景将会不堪设想。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犹如当代人类灵魂苦闷和追求超越的突破口，要求给被科技文明所异化的现代人带来震颤，进而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找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暴力美学”如同一声惊雷，惊醒了沉沦、麻木的现代人，让我们能够在对自身生命丑恶、黑暗的一面的审视中获得对自身的再评价、再认识。暴力所包含的自由的生命活力连同其消极的一面都前所未有地清晰袒露在现代人面前，这是深陷“异化”泥潭中的现代人的幸运，生命本身成为了终极价值，再也没有另一个终极价值——神性的眼睛注视着生命本身没有荡涤干净的原始性，每一个现代人都通过电影中暴力的风格化凸现而看到了自己宛如赤子的本心。于是，人们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原始的野性都可以徜徉于市，人的本真的原始性和外在的社会性这两种属性都史无前例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荣格曾经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美学的水平上了——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光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12）可见，荣格并没有从表面上去理解美丑问题，而是将眼光始终投射到现代人灵魂的归宿上，对“暴力美学”的认识也应如此。可以这样说“，暴力美学”这样一种新的美学样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关于人的评价，让现代人在经历了自由、享乐和狂欢以后，还可以正视一下本真的自己，因为自由、享乐发展到极致反而会使人的内心陷入一种不自由的境地，而对终极价值的信仰是内心自由的重要资源之一，永久摆脱了神性束缚的现代人毕竟不同于神，历史证明，人的主体性越是高扬，人的欲望越呈几何级数膨胀，人性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不仅会放出天使，也会放出恶魔，风格化的身体暴力最起码能促使现代人在娱乐之余看到（哪怕是被动地看到）自己身上潜藏的天使与恶魔的两面性，从而不得不在最基本的伦理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承认：生存还是毁灭，无论到了什么现代、后现代，甚至“后后现代”，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从而摒弃丧失终极关怀的那种因苦闷、虚无、孤独而造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总之，20世纪从人本主义到身体叙事最终都归结到一个“人”的问题，身体叙事可归入整个20世纪人本主义对人的问题的分析和思索。当代电影艺术家用一种不同以往的陌生的眼光看待现实人生，看待人性中原始野性的一面，通过风格化了的物质现实来矫正曾被歪曲了的源自生命本真的美和意义，使无意义几乎被赋予了意义，使原本被定义为丑的事物具有了一种刺激血性的美，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成就。

    堪称现代艺术中的反向性艺术的“暴力美学”现象摧毁了统领至今的那些美和意义的标准，以反叛的游戏的姿态去违背约定俗成的常理和天伦，作为对泛滥而虚伪的情感的反动，在某种程度上警醒了在现代化的享乐中情感和生命力日渐萎缩的现代人，正是这光与影中闪烁的惨痛的面容和凄厉的呼号使现代人从现实的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灵与肉，走上了逐步摆脱陈旧世界桎梏的艰难旅途。

     

（12）[瑞士]容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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