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提要：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哲学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又是世界电影长廊的重要景观。从早期电影人对暴力的叙述直到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的出现，再到其后的北野武、奥利弗·斯通、大卫·林奇、昆廷·塔伦蒂诺等人对暴力进行的风格化探索，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暴力美学”热潮。本文是对“暴力美学”的一次本体论和美学意义上的探寻。

    关键词：“暴力美学”的本质;“暴力美学”的心理机制;文化机制与社会机制

    暴力，可能是大多数人最早、最持久的观影记忆，每个人的内心都会体验到那种强烈的反应，不仅仅是因为对暴力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它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造成了理性所无法解释与化解的混乱、矛盾和恐惧。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关乎生死的哲学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又是世界电影长廊中的重要景观，自电影诞生以来，人类对于暴力问题的思索总是萦绕在光与影构成的话语空间，人们以种种可能的话语形式，将自身对由暴力这个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所引发的抽象的多义的理解投射到物质的电影胶片上，用摄影机这支“自来水笔”书写着自己和自己那个时代对于暴力的认识，构造出与电影本身的历史几乎等长的电影中的暴力发展史。从《精神病患者》、《发条橙子》、《邦尼和克莱德》、《穷街陋巷》、《出租汽车司机》再到20世纪80年代吴宇森的“英雄系列”影片，吴宇森对暴力的风格化处理成为电影中暴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以往好莱坞对电影的一系列限制性的法规都是针对暴力和色情提出来的，都是仅从道德层面出发将暴力当成一种对社会或未成年人有危害的因素加以限定，而这些限制是与当时电影中暴力的呈现方式密切相关的。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的出现，使得他的以暴力为题材的影片不再被当成是“暴力影片”来看，因为他给全世界观众提供了一种审视暴力的全新视角——东方美学视角，第一次使暴力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语），其后的北野武、采取的并非是正面、肯定的态度，因此有必要对暴力的风格化是否是一种“美学”进行确认。毋庸置疑，暴力本身并不能引起审美认同，但将暴力风格化的“暴力美学”却引起了广泛的审美认同，近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拍摄和观看暴力电影的热潮便是有力的佐证。同时，对暴力的风格化处理也是符合美学规律论中权重律的均衡原则。所谓权重律，是指要完成审美只有原发驱动是不够的，还要把全部驱动的对象性追求综合在一起，那么对各种驱动的指标进行加权处理，就构成了一种均衡机制。（2）暴力题材影片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要合乎均衡原则，这类影片的目的固然是要去表现暴力，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最重要的是要对暴力进行装饰和美化，而后者是该类影片娱乐性的源泉，否则坐在银幕前单纯看暴力的客观展示还不如去看拳击比赛的血淋淋的真功夫来得更痛快。如《天生杀人狂》遭到全世界批评的原因就是忽略了均衡性原则，各种因素的比重设置得不甚合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暴力表现方面缺乏装饰性。纵观暴力题材电影的发展史，对暴力进行装饰的方法不外三种：一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谴责犯罪，结尾强盗必死或将其绳之于法，让人们明白“犯罪没有好下场”，这是早期暴力题材影片的权重方式；二是使强盗的气质和暴力行为本身浪漫化，例如《邦尼和克莱德》中，将两个杀人如麻的雌雄大盗粉饰成了两个孩子般单纯可爱的人，这是警匪片发展到新好莱坞时期常用的方式，也是“暴力美学”自觉的开端；三是采取一种超然的、麻木的、带有科学眼光的叙事方法或纪录性风格，导演仿佛是一个社会学家，在光影的实验室里拿着放大镜、显微镜研究暴力现象，如《好家伙》中马丁·斯科西斯用优美的音乐、定格、旁白等多种手段将暴力审美化，用学者的眼光看待罪犯的成长，《出租汽车司机》中对血腥场面的冷静直观，都可以归结为“暴力美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后来的昆廷·塔伦蒂诺也积极实践着这一方式，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态度将暴力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性展示在人们面前。所以，本文姑且将因对暴力的道德判断而否认暴力风格化是一种美学样式的质疑抛到一边，因为所谓“暴力美学”本身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削弱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而是应该重点从电影美学的角度看：这种风格化在电影史和当今世界影坛上已成为了一种较为成熟和普遍的具有电影美学意义的风格形态和创作潮流，让大家都能认识到原来暴力也可以被美化、风格化，暴力成为一种“美学”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电影理论界对于“暴力美学”的命名也更多地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而非伦理道德的角度，这也是本文立论的一个重要前提。

    奥利弗·斯通、大卫·林奇、昆廷·塔伦蒂诺等人对暴力进行的风格化探索在世界影坛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暴力美学”热潮。

    冷战结束以来，恐怖和暴力问题没有一天不在困扰人类，暴力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每个人都应对暴力及由暴力问题衍生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入思考。本文试图以发展的电影史学眼光，不割电影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探寻“暴力美学”在主题形态、风格外观和深层意识形态意味、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特质，力图总结出电影中的暴力从客观展现到高度风格化的变化与大众观影的心理机制、文化观念、社会道德观念等方面变化的映照和互动关系，从而得出暴力只有到了后现代、后工业社会才成为一种美学观的源泉的结论。

    一、电影中的暴力和“暴力美学”“暴力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满足，旨在伤害受害者并不顾社会的制裁而采取的有意的、反社会的、使人遭受痛苦的行为。”（1）为叙述方便，本文所涉及的电影中的“暴力”概念，大多数只限定在既不包括战争这样一种集体式大规模的暴力（虽然战争是暴力的极端形式），也不包括刀枪剑戟型的传统武侠片、李小龙或成龙式拳脚功夫片，而是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中小团伙之间、警匪之间枪械式的血腥斗争。之所以将研究重点放在现代警匪片、枪战片而不涉及传统武侠片和拳脚功夫片，并不在于它们使用器械的不同，而是在于它们在真实性问题上的差异，即充满理想色彩和虚构成分的传统武侠片和拳脚功夫片对暴力的展现较之现代警匪片、枪战片，似乎更缺乏一种社会真实性。“暴力美学”则专指肇始于希区柯克惊悚片中仪式化暴力场面和新好莱坞影片中暴力风格化的从萌芽到自觉，再到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将暴力场面的形式美感和风格化程度发展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削弱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和意识形态功利色彩的一种较为成熟的电影美学形态。在这里，“暴力美学”不仅仅是指将暴力进行“美化”，一切将暴力风格化的处理（这里将昆廷·塔伦蒂诺对暴力的高度写实也视为一种风格化处理）都可称为“暴力美学”。

    本文对“暴力美学”的研究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分析“暴力美学”的风格外观，二是挖掘其中具有悲剧美感的精神内涵。

    “暴力美学”一词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当时是在什么意义上界定的？这个问题今天已很难确切地考证，但在80年代吴宇森的“英雄系列”影片诞生后，“暴力美学”这个名词便在报章杂志上大量涌现出来，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个名词在一定程度上为暴力题材的电影正了名，但是暴力的风格化能否称作一种“美学”，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众所周知，“美学”这一术语本身包含着对某一艺术现象正面的、肯定的态度，而电影中对暴力的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1）[美]阿·沃泽尔、盖·洛梅蒂《电视暴力研究》，胡正荣译，《世界电影》1992年第4期，第153页。

    （2）参见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5页。

    

二、电影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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