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纲的批评路线更有趣些。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语法结构，基本由一串价值判断来构成一个逻辑推理链，如果有人想对这些价值判断中的任何一个做出相反意见的陈述，那么这人将被当做病人给惩前毖后。总之，在这个批评语法之下，你能做的惟一反应，就是无条件接受。
  1960年10月2日的《新民晚报》曾登载过这么篇文章：《对妖精要狠狠的打》，内容是“……在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这出歌舞神话剧中，你将把孙悟空、猪八戒、唐三藏等人物看得更明白了：孙悟空不但勇敢机灵，而且是非分明，对打击敌人显得特别坚决；猪八戒虽然还有些贪懒好睡，可是，他在大是大非的敌我问题上，立场还是坚定的；只有弱不禁风的唐僧，以为“妖精也可以受感化”，结果差一点丢了性命，这才惊醒迷梦，对妖精大喊要：‘狠狠的打！’……”
  如今，这种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学批评语法已经非常少见了，但偶尔也能找到。比如在1994年的中学历史教材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
  “《西游记》是明朝小说家吴承思根据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的故事而创作的长篇神话小说。作者吴承恩在书中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英雄形象，反映了人民要求打倒封建统治，惩治当时社会上为非作恶的坏人的愿望。”
  ――摘自《中国历史 第二册》
  当然，这已经算是改进不少了，原汁原味的批评语法最后应该还有一段关于《西游记》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作品里还存在这样那样封建糟粕，比如因果报应之类的陈述，最后结尾还应该有一段请广大读者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这部作品的呼吁。
  虽然在如今的学术界，学者们互相之间已经不再用上述这类带有宗教情结的批评语法在讨论《西游记》，他们开始以学术资源本身的规范样式，对心性说、天理说、内丹外丹等等观点逐一进行了探讨，但是，在民间，在学术以外的社会空间里，普通人对《西游记》的认识，不可能像学术圈里那样具备迅速反思并排毒的能力，他们将和1994年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一起，带着那个时代的批评语法，在安全通过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和央视连续剧《西游记》之后，进入到九十年代，终于忽然遭遇到了《大话西游》。
  对周星驰来说，将孙悟空理解为是不畏强暴、勇于反抗、打倒以玉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无产阶级化身，实在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故事，然而，对处于被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这种批评语法给教育了那么多年的中国人来说，这故事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他们也能从周围的政治经济文化气候的迁移里，感受到原来的那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乌云正在缓缓退去。
  然后，这种感觉是微弱，甚至无意识的，它并不能使普通中国人对孙悟空形象的批评语法得到更换，虽然他们知道这套语法旧了，不实用了，但他们没有获得新的批评语法，所以他们只能将就用着，并在《大话西游》前彻底失语。
  而年轻一代很快就从失语中走出来，他们意识到，《大语西游》里的那套批评语法是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是和原来那套铁板一块式的说教正好相反的。事实上，《大话西游》的语法对于我们，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看得到另一个能够拿来比较的范例。可以说，在社会转型中度过青春期的人所经历的王朔式的文学启蒙，与“大话一代”经历的无厘头启蒙，有不少共同之处。这两者相隔的时间其实也并不长，前者是九十年代初，后者为九十年代末，因此这并非是两个界限分明的群体，很多当初的“王朔迷”，后来也都成为了“大话迷”；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王朔迷”多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或同龄人，他们是有文革记忆（甚至为此被称为“文革一代”）、经历社会转型和理想主义失落的一代；而“大话迷”则多为九五年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文革后，更多是在商业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青春期被各种扑面而来的物质所充塞，他们对“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承载不动过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记忆，他们反叛的，他们更为现实，只是那些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东西。如果说王朔迷们对权威的态度是拒斥 ，那么，“大话迷”的态度用一个九十年代流行的上海方言词汇：“捣浆糊”来形容，则最为确切。这个词有蒙混、糊弄，随意凑合之意，这个词在被发明出后的短短时间内，就成为一个使用率高居不下的切口，绝非偶然，这与九十年代后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的心态是有关的。
  王朔在社会转型期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是富于意味的。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眼里，他是“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他以北京下层社会的市民立场对‘文革’以来的虚伪的道德意识和社会时尚作了辛辣的讽刺，顺应了当代社会中骚动不安的主导社会情绪，具体表现在作品里的，正是他无所顾忌地亵渎神圣的放肆、撒野以至于颓废的语言艺术。但王朔在嘲讽理想主义的同时已经显露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人类理想的暗疾，90年代以后，在理想主义受到普遍唾弃的风气下，他的致力于影视剧制作时很快就暴露了媚俗倾向，表现出来的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破坏力。” 这种典型的评论话语，对王朔这般“无所顾忌”的破坏力还是有所拒绝和批判的。我们注意到了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媚俗。可以说，王朔媚的这个俗，潜在对应的，是那个“理想主义”色彩未泯的“雅”，或者用更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在转型期中试图力挽狂澜的知识精英。在这个普罗大众的“俗”之前，知识分子用了“媚”这样一个略含贬义的字，“媚”具有一种屈就的、低声下气的、为了利益而折腰的隐藏意味。谴责别人“媚”的人，潜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一种权威、或至少处于高势的位置上。这是符合知识权威，至少是大多数知识权威的自我想象的。
  当然，并不存在同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就像不存在同一的大众一样。我们在一片谴责声中，也能听到呐喊喝彩。“……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他的思想感情相当平民化，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他把各种语言——严肃的与调侃的，优雅的与粗俗的，悲伤的与喜悦的—吸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他把各种人物（不管多么自命不凡），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他的人物说：‘我要做烈士’的时候与‘千万别拿我当人’的时候几乎呈现出同样闪烁、自嘲而又和解加嘻笑。他的‘元帅’与黑社会的‘大哥大’没有什么原则区别，他公然宣布过。”
  王蒙这篇名为《躲避崇高》的文章，无疑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们估且将其引发的后继讨论悬置起来，因为在此文中，王朔毕竟只是一个拿来比较异同的参照物。我们可以看到，王朔小说和《大话西游》，在出现伊始，都出现过一个批评失语阶段，而在这个短暂的阶段之后出现的大量评论，则褒贬差别巨大、判断标准不一，关于它们的各种讨论和后续事件，使它们都最终形成为“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
  我们不妨仔细考察上述那本给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中对王朔的评语，我们会发现，“无所顾忌”、“放肆”、“媚俗”、“破坏”……这些字眼在五年之后，也同样被用在了对《大话西游》的批评上；而另一方面，把王蒙的话改头换面后套在周星驰身上也同样适合：“他的人物说：‘我要做英雄’的时候与‘我只是条狗’的时候几乎呈现出同样闪烁、自嘲而又和解加嘻笑。他的‘孙悟空’与山下抢劫的强盗‘老大’没有什么原则区别……”
  对于王朔小说，拥有评论导向和命名权的，主要是掌握文学史编撰权和学术思想期刊等言论阵地的学院知识分子，以及活跃于各种大众媒体的次知识分子——记者、编辑、撰稿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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