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是作者给读者们提供值得思考的意见，报纸和电视出现的新闻声称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大型游行示威表面上是给大众一个泄愤的渠道。所有这些都在发生，构成有一个通过交流而达到共识的景观，但这恰恰是从一开始就精心建构而要达到的效果。为什么这些活动貌似新闻而不是新闻，为什么“苏联新闻工作者”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原因只有一个，新闻的必要条件是有事实上的民主体制，或对民主体制的追求。 正是因为凯里的这些话，我们必须区别作为文本的新闻（news），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journalism），和我们熟悉的用语“新闻学”。从这些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凯里说新闻教育近百年后，我们仍然没有寻找到新闻。通过这些话，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求学新闻专业时根本没有触摸到新闻。作为一种文本的型态，新闻在各个社会都有，但那只是形式，是过场。新闻必须有灵魂，有其社会存在之理由，这灵魂存在于将新闻这种社会实践与民主体制相勾联，在与以新闻实践不断提升民主生活、健全民主体制。将形式或过场作为内核和灵魂，无异于把僵尸人格化。但是，无论如何梳妆打扮，僵尸不会成为活生生的人。凯里以第三条原则提醒我们，不要误认僵尸为活人。 凯里的新闻观首先是反对我们在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时司空见惯的现象和趋势。凯里反对将新闻商品化，成为媒体组织盈利的手段。凯里反对新闻的传播化，因为将新闻等同于信息的传递，就是扼杀新闻应有的灵魂，这就是人文的关怀和评判。凯里当然也反对新闻的政治化，虽然他认为新闻教育必须与政治理论结盟，因为从任何意识形态或利益取向出发要求新闻，就是为新闻套上枷锁，就扼杀新闻本身。凯里还反对采用以控制为基本原则的科学模式研究、教授新闻，因为这种模式违背了新闻的自由天性。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12] 凯里借分析美国新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尖锐指出，“水门事件”以后，美国新闻界一直在睡觉。商业化和传媒垄断的压力，以及新闻从业者对商业利益的臣服，使得美国新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完全缺乏应有的历史透视，无法给公众提供一个理解9.11事件的解读框架，更不要说帮助美国公众反思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全球的作为。因此，他再次强调，必须遏制商业媒体的反民主倾向，必须维护新闻的灵魂。联系他在〈美国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导，他会认为，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教育者，作为民主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民主体制的维护者，对此都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更重要的是，凯里的新闻观还包含他所赞成的内容，这与只“破”不“立”的批判不同。他赞成将新闻看作独特的社会实践，不仅以此来研究和教授新闻，而且更要推动这种新闻观的实现。他赞成将新闻与民主相联，令新闻延续启蒙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他赞成将新闻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重描述，重生活的活力，重发掘和积累地方知识。 当然，凯里表达的是个理想境界，他认为，在美国，经过百年的新闻教育，“新闻这行当和新闻教育的承诺仍然有待实现”。既然在美国，一个以第一修正案、以杰弗逊宁要自由报刊而不要政府的大话相炫耀的国家，新闻仍然有待实现其承诺，那么，我们也不必自欺欺人，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为实现凯里所描绘的新闻，我们面临艰难的路程。在永不会完美的现实，有什么可以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有什么可以将我们引上接近他所描绘的理想之道路？凯里在分析9.11事件的文章中说，有，那就是与民主制度配套的独立新闻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他以其惯有的诗意笔调这么表达他的信念： 现代新闻有许多毛病。就如一句老话说的，看门狗经常成为宠物狗。但是，独立新闻媒体的理念是媒体代表公众，拆除掩盖私利与特权的面具，将共和国的阴暗角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各种充分掂量的观点中寻求真知，并对每个市民以事实相告。这些关于媒体角色的理念帮助这个国家渡过了不少黑暗的时刻 。 凯里并不反对传播研究，但他偏好的是人文取向的传播研究，是遵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在这一点上，凯里表现出他自身的局限和偏见。他对人文精神之呼唤，时时有对浪漫化了的过去吟唱挽歌的味道，当然他唱得非常动听，唱得深信不疑。这种理想主义，在新闻界、在传播研究界都太少见，因而我们不得不折服。但是，他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批判，却有以偏概全、全面横扫的味道。他看到了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宗教化的危害，提醒我们警惕对科学的迷信，提醒我们不要在所谓“采用了科学的方法”的声称面前放下批判的武器。对我们目前起步时期的传播研究，凯里的话可谓当头棒喝。他对传播研究的批判适用于美国这个领域的很多人，那些人拿着现代社会科学的榔头东敲西砸，却罔顾自己选择传播研究这职业时已经对服务社会和公众福祉所作的承诺。他的批判也适用于那些将简单、抽象的传播模式作为宗教信条，以为它可取代新闻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些人对“新闻学”所发的“非此即彼”之言论。但是，凯里的局限在于，他不去光顾“细节这个魔鬼”。如果他光顾了，以他的眼光和境界，他就会看到，对传播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绝不仅限于当年被贬称为“行政型研究”的刻板印象，绝不仅限于研究如何协调控制系统、加强控制力度。 对此，我也来讲个故事。我的一位同事教一门研究生的传媒研究理论课，他本人从事文化研究，因此其课以这个领域的理论为主要内容，要学生们读威廉姆斯、霍尔、哈贝马斯、葛兰西、福柯等理论家的著作。为全面起见，他也要学生读拉扎斯费尔德、罗杰斯、查菲等人的著述，并将这部分冠以“行政型研究”之名。他要我去客座一堂课，讲这部分的内容。我从这些人研究的理论假设开始，讲他们如何以这些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为起点，以实证的方法，来检验在传媒的实际运作中如何偏离这些基本原则，以及这些偏离的某些规律性特征。他在总结这堂课时说，“原来实证研究与我们的研究在原则上很一致”。 我相信我的同事的话。传播研究必须有凯里所提倡的人文情怀和价值标准，否则没有灵魂。同时，现代社会科学毕竟为我们研究社会生活提供了工具和理论资源，以此为背景的传播研究应当能丰富新闻教育，提高新闻工作者分析社会现实的技能，帮助他们抵御传媒逻辑对新闻原则的侵蚀，警惕自己的实践对民主与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这其实是施拉姆当年创立大众传播领域的想法之一部分。凯里对这部分的历史没有多谈，但至少他没有完全否定施拉姆的开创性工作，虽然，施拉姆是将信息论引入传播研究的助产士。在我看来，施拉姆如果今天在世，也会如凯里一样痛心疾首，只不过重点可能不同。他可能会对广告、公关、媒介经营与管理等技能课、业务课挤压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而痛心疾首，对不少人的传播研究淡化人文关怀、民主情操而痛心疾首。但我相信，施拉姆会与凯里一道，反对将这些传播活动等同于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他甚至可能会反对以传播研究取代新闻研究，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我信奉传播研究的多元与开放，以为我们选择不同的取向，终会殊途同归，当然，前提条件是追求同样的人文精神。凯里的偏颇，丝毫不减少他对新闻和新闻教育分析的份量。其实，隔雾观花看走样并非少见，文化和批判学者与实证学者之间的相互抵触，社会科学界量化与质化研究者之间的互相误解等都是这种问题的表现。我景仰凯里的人文情怀和境界，同时也相信社会科学对新闻及新闻教育有实实在在的贡献，二者并不矛盾。值得欣慰的是，在英美，在“传播”甚嚣尘上的同时，新

上一页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