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们纳入与企业运作之目的相一致的轨迹。发展由专业主义意识型态所支撑的职业教育，其动机绝不仅仅在于求知和建立职业标准，而且在于训练一支有道德规范、守秩序、有职业习惯、意识保守的从业群体。 但是，这个动机无法解答如何将新闻教育与高等学府相吻合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粗鄙的行业与以人文、传统的神学、法学和医学为内容的大学教育格格不入。早期传授新闻的教师，在哥大以及其它地方，多为英语系的不入流者，自以为是地试图通过历史、伦理、法律等学科将新闻嫁接于大学。也就是说，他们求助于人文学科，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教育。如果新闻是门职业，它必须有自己的历史。于是，新闻教授的职责之一是撰写这样的历史，并以此显示为什么新闻教育在大学应当有一席之地。同样的，如果新闻是门职业，它就应当有自己的职业伦理，至少应当对第一修正案有深入的理解，于是，新闻教育者试图打造这样的伦理规范，并赋予第一修正案论证新闻职业地位的全新意义。新闻教育者不仅将自己看作教师，而且是新闻这个行业的导师和规范者，致力于提升新闻的地位，使之名正言顺地在大学占一席之地。但是，这二者之关系从来没有融洽。 有了前面凯里对美国新闻教育基本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凯里这么讲述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凯里的故事，用粗俗的话说，就是新闻教育在美国是“后娘养的”。这不是说新闻教育在高等学府受虐待。普利策慷慨的钱财支持以及后来普利策新闻奖所带来的公众荣誉，只会是哥大管理者全心欢迎的恩惠。至于新闻教师受到其它学科同事之不屑，正如凯里所描述的，实属“事出有因”：一个并非出自学理的逻辑、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整不清的专业如何在高等学府得到尊重呢？ 凯里的哥大故事展示的是这么一个历史分析：虽然普利策是哥大新闻教育的成事者，但作为报业大王，他与以学启蒙的大学并非目标同一、价值取向一致，他们对新闻教育的目的与原则也并非鼓瑟相和。他们能够合拍只是历史的机遇所造成的机会主义的结盟。也许，能够教化早期跑新闻的“流氓无产者”，将之收编到主流社会内来是哥大管理者所理解的以学启蒙之内容之一，但是，普利策以及一般而言的新闻业界，希望得到的却是用之得心应手的从业大军，以此保证其持续获利。 身为院长的凯里对此没有回避。他说：“虽然我们无需怀疑普利策建立新闻学院的高尚目的，这有镌刻在新闻学院大楼的话为证，但是，普利策的动机恐怕也有不那么高尚的成份。就如绝大多数人类的成功事业，这一项也带着原罪而降生”。 在更广的意义上，凯里显示，教育本来就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如果将这一点自然化，视为理所应当，我们就不可能认识教育应有的人文价值取向。垂教于业界以确定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衡量标准，正是将社会控制自然化的表现，用葛兰西的概念，就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标志。 其实，凯里文章的题目（1996年版）译为〈新闻教育何处出错？〉也许更恰当。凯里没有简单地回答自己的问题，但从他的笔调和前后4年两个不同版本的对照看，他的答案之一是，新闻教育追从业界、受业界驱使。这种学界与业界的孪生关系阻止了学界对新闻的人文研究，也蒙盖了新闻学者的观察，令他们以新闻（news）取代新闻型态的社会实践（journalism）——我在后面再谈这两者的区别以及作此区别之重要。其结果是，教新闻者不仅在学界因为学问欠缺而遭不屑，在业界，也常因为实践经验不足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很多人有无论做学问还是做新闻都很平庸甚至是半瓶子醋的形象。凯里身为哥大新闻学院的院长，却以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来表明这个观点，我们不得不钦服他的勇气。 3. 芝大的故事：人文学科的景观与情怀 讲完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凯里的笔锋骤然一转，到了距纽约千里之外的芝加哥。他要讲芝加哥大学的故事，讲人文学科的景观与情怀。他的这个转折非常耐人寻味，他明确地说芝大的故事是他要讲的故事整体之一部分。我们因此不禁要问：芝大与哥大在什么意义上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部分？如何不同？为什么不同？我们还是先读凯里的原文。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得益于洛克菲勒的财力和浸礼教会的支持，它迅速崛起。它那以旧翻新的后哥德式建筑，赋予它一种比哥大更为历史悠久的氛围。与哥大不同，芝大以德国研究大学为模式而孕育，因此无需将研究之使命和职业学院嫁接到已有的本科教育之上，而是齐头并进。这种开端使得芝大有不同的氛围、组织结构和对职业的视野。 芝大从来没有开设新闻课程，最接近的只是广播新闻从业者本顿奖学金。但是，芝大创立了一个学术传统，该传统与马文·戈尔凡德给哥大新生的演讲有类似视野，[1] 提醒人们新闻教育中曾有过的佳境，虽然这佳境属于凤毛麟角。新闻专业的学生有个必经的仪式，就是上“采访与写作”课，在芝大，类似的仪式是上“社会科学导论”课，尤其是当伟大的社会学家，艾夫瑞特·休斯（Everett Hughes）教授这门课的时候。休斯会给学生布置这样的练习：每人一个芝加哥市人口普查街区（census tract），对该街区做出详尽描述。当学生交回作业时，他总是当即拒绝，并附上尖锐的意见和问题，要求对街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做更好、更深层的描述。 以休斯为典范的芝加哥学派发展的是地域社会学，它深深地扎根于芝加哥这个城市，扎根于和这个城市的各机构之互动。它不仅与市府，而且与其它优于市府的政府机构互动，不仅与民间的改革运动和城市的各种协会互动，而且与简·亚当斯的豪尔屋、刘易斯·萨利文和富兰克·洛德·莱特的建筑行互动。[2] 这个学派致力于建设这个城市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逐步、谨慎地寻求其普适性。由此而成的社会学硕士论文，除了长度和形式外，与新闻硕士项目非常相象：它们都是对这个城市一个个行业、一个个街区、一个个社会类型、一个个社会问题的描述。一个独特的致力于研究芝加哥都市世界的学术传统由此产生，它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涉及大众传媒，我们从《美国的波兰裔农民》、《黄金海岸》[3] 、《都市内的社区报纸》、《帮派》、《为非作歹者》等专著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毫不奇怪，正是在这里，传播研究正式起步，其创立者有约翰·杜威、乔治·荷伯特·米德和罗伯特·帕克。在此之前，这批学者甚至考虑过编辑一份报纸，使之成为他们忙于创立的新型社会科学之载体。戈尔凡德教授在其演讲中遵循的正是这个学术传统，它致力于对一个城市，它居民中的种族、民族和社会关系的深度了解。它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实体生态学，而且是一个地方和居民区的人文生态学。芝加哥学派是研究传播、交通、定居与移民、社会关系与政治机构等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学，它力图通过每个居民区、每条街道、每个人口普查街区、每个群体、每个工种或行业，以了解这个都市的全部。这种社会学与新闻非常亲密，不仅因为它运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也不仅因为它考察迫切的问题，而且在于它致力于理解这个城市的想象世界，即城市居民——包括新闻从业者们——所携带并依之组织他们生活和相互关系的各种知识、偏见和乖僻，寻求对这一切体谅但批判的理解。在以人文为取向的社会科学，新闻找到了它得以进入大学的自然延生。当然，这是在美国社会学割断其与空间和地方以及这地方活生生的人民生活之联系，朝抽象理论化演变之前。 阅读凯里的芝大故事时，我们丝毫看不到他的调侃与玩世不恭，我们读到的是他对美景的诗意缅怀，对先行者的无比崇敬。通过哥大和芝大的故事，凯里一贬一褒，清晰地表达了他所希望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遗憾的是，恰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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