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合作，并由此建立了哥大的新闻学院；（2）社会改革思潮激发的城市社会学之发展，集中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成果；（3）科技发展及以此为基础的传播研究，集中体现在传播教育在以伊利诺依大学为典型的中西部州立大学之兴起。凯里将他对这三大历史渊源的褒贬浸透在他叙述的笔调之中，通过叙述提出他的思考，体现他分析和批评的方法。这部分的内容是他文章的核心。在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础上，凯里逻辑地推导、引申出新闻实践的三原则。如果忽略了他的历史分析，这三原则就失去了原有的生命活力，成了干巴巴的信条。如果去历史、去文化地（ahistorically, aculturally）将之套用或嫁接，恐怕更有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 过去与今天：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历程 Steiner教授如果读到凯里正式发表的版本，会更加吃惊，因为，凯里在其中增加了一段个人的经历，而且笔调更加挖苦。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往事追忆开始，去体会他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笔调，这背后又隐含了他的什么思考： 我开始涉足美国新闻教育是1957年，那时，这还是个非常脆弱的行当。其时，教员不仅人数很少，而且，除个别人外，都无显赫之处。他们有很少的高等教育背景，有的只是曾在地方小报的职业经历，在充满排斥意味的学术圈，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令人起敬，是很投入的教师。其时，新闻教学，无论内容如何浅显、贫乏，却有着方法上力图规范的严肃，这在现代大学显得特别。当时学生也很少，虽然相对于教师人数仍然显多。没有人知道每年秋季，是否所有在校生都会返校，以致有位院长时常并非滑稽地建议，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落实了取代其位的新学生后才可获准毕业。 课程设置试图复制报社的气氛，教学基本上采用了师傅带徒弟的老方法，以大量的实际操作为主，辅以办学生报纸的实践。比较学术一些的课程也基本上限于一门新闻史和一门美国宪法课。新闻史课的内容基本上是以炫耀的语言诠释新闻业的过去，以此论证新闻在学术训练场应有一席之地；美国宪法课无非是维护对第一修正案的这么一个注解，即在最高法院虞智的引导下，第一修正案使得自由报业不断发展。 这样的专业，虽然自以为是地、不寻求任何理由地开设了，在大学校园却被嗤之以鼻。偶尔地，新闻专业的老师与其它院系，尤其是英语和其它“人文学科”的同事相聚，却遭遇人家不屑一顾的羞辱。 但是，变革之气已经开始弥漫。广播开始进入新闻专业课程，虽然它将更加侧重技术的内容带入了教室，几乎将之变成广播站。新闻院系也生产了一些至今仍然有价值的研究，伊利诺依大学出版的弗里德里克·赛伯特的《英国的新闻自由：1476－1776年》便是其中一例。其它院系学者，虽不很情愿，却不得不认可这样的研究成果。游民般的威尔伯·施拉姆先后在依阿华大学、伊利诺依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引入了“传播”和量化研究，结果，“舆论”和“大众传播效果”之类的课溜进了新闻专业课程的边缘。除了这些之外，自从世纪初新闻院系脱离英语系以来，新闻教育没有其它变化。 到了20世纪中叶，新闻院系虽然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它们仍然没有寻摸到自己的题材：新闻。教学内容仍然缺乏系统，通常不过是传递一些行内积累下来的经验，并基本上按媒体划分：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对这个行当的介绍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缺乏历史的理解、批评或自我反省。尽管有自欺欺人、极尽虚荣的行业史，新闻教育在所有美国的新闻院系其实就这个样子。 与这毫无铅华的起步相比，如今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或传播院系可谓实力雄厚，蓬勃日上。在传统深厚的大学，这个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低下，遭遇不屑并非踪迹全无。但是，这些院系已有足够的财力和权力，足以使之不再受地位谦卑的困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边缘已占据了中心。在不少大学，新闻，或更多的，“传播”，已成为校区内人数最多的本科专业。当然，这种规模之膨胀，与教学内容之变化互为因果。通常，人数最多的专业是广告、公关、广播制作或“组织传播”。新闻，引发这一切的科目，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教学仍然是世纪中叶的模式和目的，只是有了些在规划、方法上提高了的历史、法律、伦理等课程。但是，这个专业的核心科目，新闻，仍然缺失，或者说被挤到了边缘。 经过近一个世纪，新闻教育仍然没有找到新闻，也就是说手持镜子百年却找不到自己。这是多么毫不留情的反思与批判！这话出自曾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主席的凯里之口，更显出深层的痛惜甚至是无奈。这种状况难道可以用自我捧场的笔调来描述吗？ 这段以个人经历为引的美国场景，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令我们看到中国新闻教育、学科建设的遭遇。回想我自己于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求学新闻专业的经历，不禁要问：我们何曾触摸到了新闻？伴随着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我们非但没有找到新闻教育的核心——新闻，而且在重蹈美国的覆辙，以其它一些似乎代表“传播”的科目取代新闻的教学内容，或将新闻专业挤压到了某种夹缝之中。红火的是广告、媒介经营和管理，是网络媒体，黯然失色的是新闻。这个大趋势，凯里指出，在美国是“可悲的，是良机丧失史上的又一篇章”。难道我们要在若干年之后对中国的场景作类似的感慨？ 凯里并不是让我们撒手感慨，而是要我们深思基本问题：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教学应有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应该如何教授？这些问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即是《新闻：理论、实践和批评》创刊号之笔谈的核心问题：什么是新闻研究？什么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新闻研究的特征和取向该是什么？回首中国，我们经过多年新闻学研究，我们能清晰回答这些问题吗？前面提到的芭比·翟利泽教授，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凯里的回应，她强调了凯里对新闻的定义，即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凯里这话值得细细咀嚼和品味。 2. 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社会控制与意识形态霸权 凯里没有停止在斥责和痛惜，他更在深思。他对美国新闻教育的三大历史渊源的叙述，也是他对其新闻定义的阐发。为理解他的定义，我们有必要欣赏他的历史叙事，因为凯里从来不喜欢干瘪、抽象的语言游戏。先看第一段，以见识美国新闻教育的先天不足，并从中看到教育——不仅是新闻教育——本身的社会功能。 哥大新闻学院草建之时，美国新闻从业者还是一帮乌合之众。其时，新闻业已经脱离了它的襁褓，即先有本·富兰克林之辈执掌的印刷行，后有霍勒斯·格里利、詹姆斯·戈登·本纳特之流称雄新闻行当的编辑室。普利策本人其实是前一时代回光返照之异类。此时是20世纪初，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记者时代”。记者成为凝缩新闻工作的代表，因为，“事件的层出不穷”将他们推到了新闻工作的中心，迫使报纸成为搜集和撰写新闻的工具，而不再是刊印言论或公文的借口。但是，记者并非受教育者，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非饱学之士，而是四处流浪的涂鸦者、不得志的小说家、纨绔子弟等的离奇组合。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移民后裔，有些语言天分，却没有多少教育，至少没有什么文化熏陶。 他们多半政治观点激烈、行为不轨。事实上，他们的劣迹构成了描述该行业的很多民间传说。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对社会主义和工会没有天然的反感，对其老板的动机不抱任何幻想。普利策恐怕与当时很多人持有同样的想法，以为教育可以驯化这些顽劣之徒，甚至可能将他们转变为守规矩的从业者，并由此而远离社会主义和工会。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教育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是为收编那些散乱而且好斗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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