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在中文版中缺失。 什么是新闻？它是对活生生现实的描述，是再现的真实，是通向 “真实之整体”的“地方知识”，是对生活浸淫了人文关怀的批判和参与。新闻本身就是获取知识的研究，但不是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栩栩如生的描述型研究。其目的是理解，并通过这份理解，以人文关怀为尺度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造，使我们的生活在新的境界上更接近人文价值的标准。 如何做新闻？如何学习做新闻？显然，凯里绝不认为新闻从业者要“服从政治”，与政府保持一致，他的“优于市府的政府机构”之语，一方面表述了史实，即芝加哥市政厅曾经非常腐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政府之“政治”与“服务”的区别理解。这种区别，恐怕也为新闻从业者开拓新闻实践之思维空间所必需。在凯里的描述中，我们也可看到新闻实践必须有的独立，不仅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界，而且还独立于民间组织和所谓“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他所表达的，运用到中国的场景，就是张季鸾当年声称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新闻是一个社会独立的知识建构行业。动辄以某某主义为立场，由某某政策为指导，哪还有新闻可谈？就如福克斯电视新闻（Fox News），虽然它拼命吹嘘自己“公平、平衡”，但它以美国至上和政治保守主义为指导，在坚持新闻专业理念的人当中，有几个人会相信它真的在做新闻？[4] 恰恰相反，以此方式“做新闻”，并获取收视率的不断攀升，正是凯里所担忧、批判的趋势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回到凯里聆听戈尔凡德教授演讲时的感受。凯里从戈尔凡德对曼哈顿岛地理、人文和历史如数家珍式的描述中看到了新闻应有的芝加哥学派传统。为什么？他的回答在中文版中缺失，必须补上：[5] 戈尔凡德教授的精彩演讲，借用格莱第·克雷在报社工作时写的一本书的题目来说，是“如何阅读一个城市”的演练。他在教学生们如何阅读纽约：如何看到其街道和广场是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和本地居民以其生命所镌刻的文本；如何看到各个群体，在不断更新的交通管道内、以日益翻新的传播方式相互碰撞，在街区留下了他们的踪迹，以供我们一层层地挖掘并解读。戈尔凡德教授所汲取的是深厚的美国学术传统，即透过交通和传播的基础设施，展现人们定居和移民的复杂历史格局，看到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城市。他要他的学生如他一般聆听这个城市的叙述，读到一个隐含移民者的生活和生命的文本，一个以切切私语讲述代代移民的希望和梦想的文本。这些移民，如最早靠岸的荷兰海员，曼哈顿岛对他们而言，借用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话，是“新世界新鲜翠绿的生命之泉”。 可见，在凯里看来，新闻就是这种对人和人的生活，人们的希望与梦想，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场景独特、历史关联的描述。新闻（news）是文本，但凯里会说，这只是就新闻作品而言，没有触及作品产生之过程和方法。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journalism），必须以社会生活作为文本，对之采取人文的解读。这就是做新闻的方法。 凯里贬哥大而褒芝大，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新闻教育的看法。新闻教育的目的不应当是狭义实用主义式地为业界培训称职雇员，而应当是培育有能力继承启蒙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家，他们要会“跑”新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具有在把握社会“真实的整体”基础上发掘新闻的能力。他们要具有描述的基本功，但更重要的是，借用文化人类学家吉尔茨的话，他们不从事味同嚼蜡的“浅描”，而是善长具有分析穿透力的“深描”。他们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这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通过专门训练得到的技能，更在于他们具有服务全体社会、倡扬公共利益、献身社会福祉的精神，并有将这种献身精神转换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之能力。 显然，培养这样的专业人士与业界对称职雇员的需求处在两个不同的境界。二者并非水火不相容，恰恰相反，它们有相通之处。但前者显然境界要高，文化底蕴要更深厚。凯里没有具体谈新闻教育中无时不在的各种冲突，比如技能与理论训练之冲突，精专与博雅之冲突，基本功与最新技术之冲突等，以致同样做院长的Wattella教授抱怨他不探讨细节这个“魔鬼”。我想，凯里恐怕会欣然接受这个批评。但是，凯里以两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些所谓冲突，其实是生活中自然存在之张力，它们只会在以博雅为原则的、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人文训练中得到缓解（不是消除！）。一味地伸手向业界索取“急需人才”的处方单，只会加深这些冲突，导致要么大学放弃“阳春白雪”的矜持，将新闻教育降格为业界的培训班，要么大学裁减新闻教育，以保证其应有的学术品味，维持其特有的社会、文化使命。历年来，两种现象在美国大学都时有发生。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但是，与业界合作并按业界需求而建立的教学模式与博雅的人文教育之间缺乏天然的吻合，而以欧洲大陆的研究大学为模式建立的教学模式则更可能提供这样的人文教育场所。 4.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新闻与传播的区别，此“传播”非彼“传播” 面对“传播”一词的四处泛滥，面对在“传播”旗帜下广告、公关、传媒经营管理、平面或音像传媒制作、网络媒体制作等等的冲击，新闻尚未认清自己面目，已处在了四面楚歌之中。商业浪潮的冲击，更是在瓦解新闻教育者在大学立足的基础：新闻的专业理念，作为第一修正案嫡传的自由报业，新闻业界的需求。这不仅是美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新闻改革（现在恐怕用“传媒体制改革”更合适）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在中国，更加上了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于是，“新闻”不等于“传播”、“传播”扼杀了“新闻”、“传播学”助纣为虐，为新闻的商品化、庸俗化、扇情化提供理论资源等等意念时有所闻。在这样的背景下，凯里对所谓传播学的批判，可谓及时雨。 但是，且慢，凯里在说什么？“传播”是什么？“传播学”又是什么？有一个还是多个“传播学”？它们与新闻在历史上如何关联？产生了什么后果？我们有些同事太浮躁，等不及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哪怕是初步的解答，就匆忙地摆出个“你死我活”的架式，以为学术之争也如当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术生涯成长于反越战、民权运动时代的凯里是位斗争性很强的学者，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他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吧。这部分凯里的研讨会发言稿与正式出版稿有出入，后者增加了很多内容。我采用的是正式出版稿。 当新闻教育在哥大孕育、现代地域社会科学在芝大发展之时，另一个不同的传统正在中西部土地基金（land grant）大学扎根。[6] 这些大学引入新闻教育有各种目的，其中有些味道不正。通常，各州由地方中小报纸而不是都市大报编辑组成的报业协会推动了新闻院系之建立。 在19－20世纪转折之时，大学校园内最令人头疼的往往是那些在学生报社、辩论社团、校园剧场扎堆的学生。其他人也许循规蹈矩，或者至少在人们对喧闹的本科生的期待范围内。但是这些聚集报社、辩论社团和剧场的学生却有些反叛的癖好。他们喜好写些政治性的东西，喜欢辩论爱情，上演妇女解放的剧作。这些学生大多在英语专业，这是当时人数最多的专业。于是，比较有文化熏陶的大学校长们（或者那些至少对自己的职业生存有着健康兴趣的校长们）就指定一些教师作学生报纸、剧院和辩论社团的辅导员（faculty advisor），被指定的这些人通常是英语系的教师或校外搜罗来的人。表面上，他们的职责是教授一点儿新闻、戏剧和辩论，其实，他们只是大学管理者的延伸，其职责是“约束学生们令人讨厌的恶习，改造他们脏话连篇的语言，使他们成为守规矩、可上台面的公民”。 简言之，最早的新闻课程设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