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有明确目的,就是将不负责任的写作者调教为负责任的新闻人士,不仅教授他们一些技能,而且传授他们一些与寻求秩序和服从的校长们相适应的政治和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大学校长们与普利策有相同的目的:向危害其机构和事业的群体施加社会控制。学生报纸比新闻教育要历史悠久得多,但它与新引入的教学内容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联。指定的教师辅导员试图一方面教授些技能,一方面抑制年轻学子自然的过分倾向,这些人有心成为新闻从业者,但却没有学会好的习惯和对资本主义负责任的信奉。好几代人之后,同样的复杂动机导致大学建立非裔美国人和妇女研究专业:将最令人头疼的学生收编到大学的管理机器内。 这是目前庞大的州立大学新闻教育事业的卑微开端。州立大学周围没有第二个约瑟夫·普利策,因此,如前所述,将新闻教育从英语系分离开来的推动者往往是小报编辑和州报业协会,他们试图提高自己谦卑业务的名望。在这些人所服务的报社,人员分工极其原始,新闻采编与广告之间是互补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因此,在这些州立大学,新闻与广告同为敲开学园大门的课程,现在这个门向“传播”的各项附属技能大敞。 在这些州立大学,当以非纯粹学术目标而降生的新闻教育终于脱离英语文学时,必须在学术环境内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自然地,它转向伦理、历史和法律,试图从中找到教授这门日常技能的理由。但是人文和法学却不欢迎卑微文化侵入它们这些历史悠久的门第和高尚的职业。 到了40年代末,机遇来临,新闻可以和由战事刺激而生的社会科学新发展挂钩,以此在大学得到一个安顿之所。二战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发现了信号系统之数学基础,它诞生于政府资助的专事雷达和声纳研究的实验室。这项发现绝非天真无邪,因为,数学可用于解释各种——机械的、电子的和人的——系统之内部关系,包括电报操作,自动门运作,以及灵长类动物从事的更加复杂的整合过程。当科学寻找到能统一千变万化之现象的普适规律时,那是最令人陶醉的。40年代出现了这样的时刻,因为科学家们发现了描述各类——通过线路、以太或神经细胞的——传播过程,至少是信号过程的数学原则。我们今天很难体会这一发现引起的兴奋和不可一世。那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得以享受的理性之梦,它不仅重整了高等教育,而且重整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结盟的是另一项政府资助的研究,即研究敌方、部队鼓舞士气和驯化大后方等方面的宣传,只是其结果与前者相比差之甚远。 由此而发的新兴传播科学其实是对各系统——物体、生理和社会——控制与协调的科学。它的形成有着战后的大背景,即国家安全体系形成,并占据大学的战后真空,改变其机构、课程和学术视野。 这一发展的危险甚至连这门学科的创始者都有清醒认识。诺伯特·维纳在他一本预言式的小册子《人类对人的使用》中谈到,作为控制一切——生物或非生物——的传播科学会危及一个文化最深层的人文动机。[7] 诗人和作家尤其敏感,认识到这门新兴科学会危及人们对语言和文学的理解。在《荒芜恶魔》中,诗人艾伦·塔特溶和了他南方人对工业化的抵触和对新兴的传播科学危及文学的担心。[8] 在他看来,那是现代世俗主义对人本精神的胜利,但却是未曾深思熟虑的胜利。“我们关于文学为传播的新理论,”他说,“在过去,在那个只要有人群就有心灵交流活动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传播这个词本身就假定了世俗社会的胜利,没有目标的工具之胜利。”当然,塔特是在抗议科学现代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一个诗人看来,是从根子上和视野上反文学的,反人文的。在其他很多作者和人文学家眼里,这同一趋势反映的是反民主的思潮,证实了韦伯的预言:社会生活将成为由科学统治的实验室,成为将号称公民的人变成实验对象的铁笼。回首过去,这个趋势看上去就象是这么一个时刻:美国的政治确立了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却又寻求了教会与科学之新型结构。 新兴的传播科学,至少从其隐喻和抱负而言,总地来说,为新闻教育带来了非常不幸的结果。一门控制的学科和以自由为精髓的新闻应当说水火不相容,但实际上它们却成了合作伙伴。殊不知,这门控制的学科并非关于启蒙和公民性的科学,并非是生长于社会之科学,并非为清晰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选择、模拟我们实际面对的进退维谷、提高我们理解自己的精密度而发展的科学,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科学,是为控制公民,即便是仁慈控制而设立的科学。这与在芝大发展起来的老式传播科学不同,那个传播学与新闻志趣相投,共享其对人的高尚期望。新科学将新闻变为它的研究对象,它的把玩器具;对新闻的功利型而不是内发型的理解,将新闻降格为信号系统,而不是将新闻看作一种社会行动、一类政治现象和对社会的一种想象建构。长远来看,将新闻臣属于传播,对这个行业,最终对民主政治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我们可从一个最近的例子来看这一点。 如果在1930年代,钢铁或石油工业的资本购买美国新闻得以实践的实体,定会导致抗议的浪潮,人们会要捍卫第一修正案,会反对基础产业入侵公共领域,滥用人民的民主权利。但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新闻被娱乐和传播产业殖民化了的时代,这个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位置就如石油和钢铁产业在30年代的位置。我们很难对这种入侵掀起一个抗议的浪潮,因为,经过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新闻已为传播所吞并,并以传播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新闻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项民主的艺术所应有的独立,成为传播的一部分。“媒介”和“传播”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是现实发生的语言表现,这些发生包括将第一修正案的政治权利缩减为经济权利,以建立市场竞争取代政治参与的权利。而新闻教育,就其最广的意义层面,必须对这些转变承担部分责任。 至此,凯里基本上讲完了美国新闻教育历史渊源的三个故事。它们是构成一个大故事的小故事。对报业大王建立哥大新闻学院的故事,凯里是调侃和嘲笑;对在人文土壤发轫地域社会学的故事,凯里是景仰和赞叹;对以现代传播科学改造新闻教育的故事,凯里则是批判和痛恨。显然,对于那些“传播”扼杀了“新闻”、“传播学”助纣为虐等观点,凯里是赞同的。在他那里,新闻不能等同为信息,如果作这种对等,就等于抽掉了新闻的灵魂。新闻实践也不同于其它的传播实践,因为新闻以启蒙运动的核心关注为抱负,以在实践中落实民主追求为目标,以社会福祉为基点,这与社会的其它传播实践,如广告、公关、信号传递等,在根本上有着立足点的不同,追求目标的不同。而“传播”的意念与政治控制和商业牟利的目标有着更自然的逻辑亲缘关系。他认为“土地基金”大学的应用承诺,联邦政府资助所带来的学术议题和取向之局限,由此萌发的以如何有效施行控制为动机的传播科学,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阻碍了在芝大萌芽的新闻与人文传统的逐渐汇流,导致了新闻、新闻教育步入歧途。 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得出凯里提倡新闻学,反对传播学的结论,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凯里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也就是说,在凯里那里,有多个不同的传播学,他对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选择。他反对他称为以“运输”隐喻而建构的传播理念,鼓吹以“社会仪式”为隐喻的传播理念,认为传播必须有目的,而目的不应当仅仅是信息流通的效率和控制的效果,更应当是人与人之间伙伴情谊(fellowship)的建立,同属社区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Ta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