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共享文化的再生和提高。因此，他认为，传播就是文化。我于1996年曾在〈传媒与文化〉一文中，将他的这个观点作为三个不同理论模式做了点介绍。[9] 其次，虽然凯里写作极为出色，显然他对此文中使用的“传播”一词并未细细掂量。我相信，他会认为那是咬文嚼字，枯燥乏味。他的听众，不仅享受他文笔的优美，而且知道他在什么意义上运用几个关键词。文化以及生于此的语境有这个力量。但是，换了语境之后，他的用语失去了烘托，会生发出不同的意义。如果这时再掺加解读者个人的议题（agenda）和疏于深究的浮躁，就更难免各说各话。要理解凯里是否在反对传播学，我们必须弄清他的基本语汇。 先看新闻。凯里通篇使用的是journalism，而不是news，虽然这两个词在中文经常同译为“新闻”。将前者译为“新闻学”，实在有点拉郎配的味道，因为，读完凯里的文章，我很难想象他会与我们一样谈论什么“新闻学”。[10] 他称新闻（journalism）为“a craft”，即一个行当，一门手艺，“学”自何来？从他调侃、挖苦的笔调看，他会认为，将这门手艺上升为“学”恐怕并非来自学理的推导，而是一种学术政治的运作。发表凯里文章的刊物，若按我们的喜好，当然应当译作《新闻学：理论、实践和批评》。但那一来，我们给自己制造很多麻烦，因为，“新闻学的理论”还说得过去，要讲“新闻学的实践”和“新闻学的批评”，那岂不是大大限制了该杂志的考察范围？我们是否该将创刊号以journalism studies命名的笔谈理解为对新闻学的研究？那岂不是改换了研究对象？我们不可随意将研究的对象与对该对象的研究等同起来，作这样的区别，就如区别“鱼”和“鱼的故事”对理解什么是新闻、如何做新闻一样至关重要。 再看传播。凯里还算仔细，在用“传播”时，他指以“运输”为隐喻所理解并从事的人的交流活动，如广告、公关等。当他在谈关于传播的控制科学时，他用的是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即关于传播的科学，而且他特指控制论及与其共享某些基本概念的理论，如信息论。我们不可以将作为活动的传播等同于以这些活动为考察对象的传播学。我在后面谈凯里的新闻三原则时再回头谈这一点。我们也不能随意地将“反对传播学”的帽子给凯里扣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凯里不认为只有一个传播学）外，还因为我看不到在任何一个地方，凯里采用了我们在中文语境里所理解的“传播学”。可以肯定，他不会赞同将传播作为一个学科（discipline），也许他会同意艾利休·凯茨（Elihu Katz）等人，认为传播研究是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a field of research）。因此，传播研究是多元的、开放的，绝没有作为一门“学”所假设的系统、统一和关闭。[11] 将“传播学”不分青红皂白地看作是一个东西，要么是缺乏接触，要么是将其它动机置于学术探讨之上。 第三，历史地来看，凯里并没有否认引入传播研究的重大价值。在其文章的研讨会稿中，他声称，“传播教育的发展是20世纪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它导致了一些具有持续重要性的学术成果”。将这话放到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研究的引入确实巩固了新闻院系在高等学府的地位，虽然这与凯里所理解的新闻教育所应有的位置不同。所谓研究大学，必然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目的，必须有一定的“象牙塔”和“阳春白雪”成份。早期新闻教育在大学之受歧视，与大学的这个基本取向有关。新闻教育在美国一些州立大学的“误入歧途”，也与一方面要承担法定的实用职责，一方面又要保持与研究大学相应的学术水准和品味有关。凯里所反对的不是传播研究，尤其不是他所偏好的人文研究；他反对的是以传播取代新闻，并以此为基础，混淆新闻与其它类型的传播活动。在他看来，这么做的结果是在更大层面步哥大新闻学院建院之初的后尘：不是对业界的实践采取审视和批判的态度，而是与业界合作，追寻业界的需求，以此确定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课程设置。这种取向的新闻或传播教育，正如凯里所说，为传媒产业的反民主、反人文发展不但提供了适用的工匠，而且提供了理论的资源。这是目前各传播院系本科教育所走之路，我们从本文开头介绍的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之结构可见一斑。这一趋势，造成了目前以培养“传媒人材”取代培养“新闻人材”的危机。认识这一危机，试图重新弘扬新闻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但做法上绝不是否定传播研究。新闻和新闻教育与传播和传播教育绝不是“你死我活”，也不应“非此即彼”。如果以技能教育取代研究、取代人文教育的博雅，无论新闻还是传播教育，都将被降格为职业培训班，只会与凯里所鼓吹的方向南辕北辙。如凯里说的，“技能，从长远看，实在太单薄，不足以使新闻教育在大学占一席之地”。 再谈新闻与传播之别 有了历史的场景，恐怕我们可以再来探讨新闻与传播之别。其实，从以上凯里的三个故事中，我们知道，谈区别也就是谈联系。我们还是从凯里的原文入手。这部分凯里文章的两个版本不同，但它们相互映照，应当放在一起来读。首先看他正式发表的版本。 但是，新闻是与传媒和传播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已故历史学家麦克尔·奥克朔特（Michael Oakshott）将历史定义为“定位于过去的真实之整体”，我们可以加上这么一句，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如此来看，新闻的天然学术家园应当是人文学科和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新闻自然地与政治理论相亲，因为政治理论培育我们对民主生活和体制的理解；它自然地与文学相亲，因为它从文学得到对语言和表述强化了的敏感以及对叙述形式的理解；它自然地与哲学相亲，因为它可从中获得其道德基础之澄清；它自然地与艺术相亲，因为艺术丰富新闻对视觉世界之一体的想象空间；它自然与历史相亲，因为历史为新闻提供了自觉意识的基石。 凯里在此清楚表达了他的新闻教育观，甚至具体到了新闻专业应当包括那些课程。如此强烈地表述的观点，确实隐含了将新闻教育“一元化”的危险，Steiner和Wattella教授对他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凯里有他的理由，这理由来自他的新闻三原则。也许，如李欧梵教授指出的，这三原则太具争议性，也许如凯里自己所说，他只是概述了这三原则，没有阐发，因此在正式发表的版本中，他将这部分删掉了。可是，恰恰是这三条引起的反响最强烈，正如李欧梵教授说的，凯里将这三条表述为新闻的“金科玉律”，因此，应当包括在此。 原则一：新闻和新闻教育绝不等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介研究、公共关系或广播。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成型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绝不可与其它相关但不同的社会实践相混淆。新闻与那些活动既不可在教学中混淆，也不可在新闻实践中等同。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作为独特的现象来关注。 原则二：新闻作为独特的社会实践不可与传媒和传播相混淆。传媒是新闻得以发生的组织和官僚机构，是新闻使用的技术；传播是意义传递的一般过程，但是它们都不是新闻。新闻实践可发生在或大或小的组织，可由实践者个人或群体共同操作，可以使用声音、书写、印刷媒体或电视摄像机。新闻在哪里及如何生产是重要的问题，但如果将新闻混淆为传媒或传播，无异于将鱼和鱼的故事混为一谈。 原则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新闻没有其得以实践的内在理由，新闻得以实践的理由只能来自它的社会后果，即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前苏联有传媒，也有传播，甚至有新闻机构，但它没有新闻，因为它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会哺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现代民主社会，套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只有走过场的新闻。社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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