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既要从文学自律与他律辩证关系去透视它的转化玄机，又要从文学自身状况的变化来把握这一范式 更替的内在因由.
    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生活尤其是人们文化生活的改变无疑是引起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 换的根本原因。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文学欣赏范式自然就无从谈起，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人们连 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他们是不可能真正拥有一份艺术欣赏心情的，更不可能去建构文学欣赏 理论(虽然也会有少数人零星地谈一些文学欣赏方面的见解)。启蒙和革命的文化氛围培育的只能是 “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的灵魂”之类超越审美的文化情怀，正如鲁迅谈到他留学日本时读了拜伦的 诗而“心神俱旺”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那样，“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 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杂怀》)。毋庸置疑，文学欣赏理论范式的确立是与建国 后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新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当一种崭新的民族国家情怀通过文学表达出来的时候，读者大众的阅读趣味对于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优秀作品当作文 学经典来欣赏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将鲁迅等作家当作精英人物来崇拜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到了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固有的民族国家政治情怀随着人们更多地专注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出场日渐淡化了，一种更加宽容的文化话语系统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于是，同政治经 济上实现现代化的话语相伴随，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景 观出现了。欧风美雨进来了，因为它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进步文化”资源;港台文化被接纳了，因 为它对市场经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了，因为它是人的精神现代化的“原 动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接受范式借助于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的翻译介绍在文 学阅读理论中顺利实现了转换。“现在人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读者的重要性并不下于作家和作品，离 开了读者的参与，就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或文学活动。文学观念的这种更新，不断促进了接受 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文学问题的重新思考” ［8］ 。进入21 世纪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在商业文化、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化浪潮的共同影响下， 中国社会尤其是都市社会里消费主义文化气息愈来愈浓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消费主义被许多人 所接受，尤其是受到暴富阶层和一些年轻人的青睐。由资本操纵的商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在客观上将 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树立为中国消费者的理想消费模式” ［9］ 。“拉动消费”、“日 常生活审美化”、“过把瘾就死”，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日常生活领域，从理论到实践，不管我们承认不承 认，消费主义文化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消费社会对文学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在某种程度上， 当代文学大批量的复制生产，畅销、流行而后被遗忘，这成为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 ［10］ 。与这种时代精 神相呼应，文学消费作为文学阅读理论的新型范式正式登场了。“文学消费固然主要指文学阅读，但也 不尽然。有的文学消费者买来文学书籍，并不打算或并未进入阅读，而只是为了收藏、摆设或炫 耀” ［5］281 。不管人们作何解释，文学消费范式是一种既想回避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又拒斥审美现代性追 求，屈从于经济利益迎合大众阅读趣味的一种阅读理论，是消费社会语境下大众文化心理在文艺理论领 域的反映.
    从文学自身来看，文学状况发生了改变是引起文学阅读理论范式转换的直接原因。我们知道，从共 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尽管可圈可点的经典作家作品并不多见，加之又有十年 “文革”的干扰，但丝毫不影响它成为共和国文学史上极为灿烂的黄金时代。无论是满怀热情的建国文 学，还是“悲惨与光荣共存”的“文革”文学，抑或是以伤痕、反思和改革相标榜的新时期文学，它们都以 史诗般的宏大气魄叙写了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史与精神史。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规训下，那一时 期人们的心目中，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被主流社会认同的作品则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因而， 作为芸芸众生的读者，当他们展开文学作品开始阅读的时候，一种“仪式的、膜拜的、静观的”欣赏心态 油然而生，很少有人怀疑作品的价值，这正是文学欣赏范式得以长期存在的依据。到了20世纪80年代 中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减弱，在中心价值离散和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港台文学可以堂而皇 之地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封存多年的旧中国的一些畅销书作品也得以走出阅读禁区，再加上文学创作 领域“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欲望写作”、“身体写作”等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中国人的文 学生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学创作者一方，‘宏大叙事’、国家民族寓言式写作不再被奉为方 向;在文学接受者一面，到作品中重温国族关怀、体验宏伟崇高也不再是主要的阅读动机和心理期待.
    个人趣味成了决定文学接受状貌的决定性因素，而从个人趣味、个人需要出发的文学接受又往往形成一 些耐人寻味的趋势或潮流” ［11］ 。在这样一种文学状况下，文学接受范式取代文学欣赏范式应运而生是 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文化资本在精神领域进一步扩张，文学生产机制、作家 角色和读者心态更是远离了“精神净土世界”。受制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文学不由自 主地形成了自己的消费品格。策划、推销、包装、炒作等商业化行为成为文学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手段， 那种“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高成本创作投入与市场效应是格格不入的;娱乐性、传奇性、趣味性、 欲望化是作家写作成功的关键，作家明星化是一件让大多数作者引以为荣的露脸之事;迫于市场经济下 生存与生活的压力，广大读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再也无暇去品味与咀嚼那些思想性与艺术性很强的文 艺作品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需要精神食粮了，但他们的阅读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却是不 争的事实。于是，那些通俗易懂、能让感官愉悦并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享受的平面化文学作品，很自然 地成为他们调剂生活、休闲放松的精神快餐。可以说，正是市场语境下文学的消费品格孕育了文学阅读 理论的消费范式.
    此外，理论生态的变迁对文学阅读理论范式的转换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 没有文学反映论的存在，文学欣赏这种“仪式的、膜拜的、静观的”阅读理论范式就很难产生;如果没有 文学主体性理论和接受美学的张扬，文学接受这种强调读者参与的阅读理论范式也失去了理论创生的机制;同样，如果没有文学解构理论和文化产业学说的浸淫，文学消费这种商业气息浓厚的阅读理论范 式是很难被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所接纳的.
    三 在论及范式转型的时候，库恩曾经反复强调它的理论重建价值，并且明确指出:“这种重建改变了 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 ［7］78 毋庸置疑，近 60年来中国文学阅读理论范式的转型确实改变了该领域既定的“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具有积极的 理论建构意义。比如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形成就与文学接受理论的提出密不可分。正是 因为有了接受美学的学理支撑，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们才能够突破固有的文学理论禁区，大胆地提 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进而编写出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又如，近年来人们提出的 文学要素新说也跟文学消费理论这种范式的转换不无关联。该说认为，随着消费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