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民公社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所谓的“公”一方面是公有化的程度高，甚至于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以至于个人财产也收归公社所有；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倡导实行供给制，供给制被毛泽东看作是共产主义因素加以提倡。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所有制解决以后，（人民公社）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实现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1011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公平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必须开始实行，否则，就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也就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公平、平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之一，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实现它。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创造现实基础。而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9页）。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平等从根本上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于社会道德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却惟恐它有碍于道德与人际关系的改造，最终难于实现平等。这种认识明显地带有中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印记。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理论上，他对此也有过不少强调。但是，在情感上，在实践上，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前提条件的实现，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平等”的认识发生了偏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完全按照唯物史观，把公平看成一个取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范畴。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概括进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与马克思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扬。而这一新理解的产生是由邓小平的新视阈影响的。比较毛泽东而言，邓小平少年时代就远赴欧洲，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比较多地受到与中国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他能够以更宽广的眼界和更理性的态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他在法国勤工俭学6年间，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还积极参加旅欧共青团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讨活动，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6年1月到1927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立志改造中国之后，更自觉地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积极改造中国文化传统，这就使得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继承（毛泽东也强调这一点，当时由于其接受视阈的限制，尽管其在理论上重视，而在实际做法上却未能完全践履），尤其是他通过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总结，洞察到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残余的严重危害。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116页）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充分吸收养料的同时，又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样是对“平等”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16页）。“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64页）。但是，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55页）。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不仅反复说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立场，而且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63页）。正是邓小平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继承的立场，使其不仅纠正了毛泽东因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解的偏差，而且进一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文化精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全面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通过上面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和诠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却更能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真实。道理很简单，邓小平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无论是从感性的层面还是从理性的层面来讲，都比毛泽东具有更广的接受视阈。这种多重视阈有助于邓小平在接受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时有更多的比较和选择，从而产生新的视阈融合。
　　　　三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接受视阈”或曰“前见”对他们在理解和诠释社会主义时发生差异有其必然性的话，那么，根据哲学诠释学“视阈融合”的观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都有合理性。“视阈融合”认为，诠释者与诠释文本各有不同的视阈，而理解的过程正是两种视阈不断调整和不断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的过程无论是对诠释者，还是对经典文本而言，都将产生新的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都有合理性。
　　既然是两种不同视阈的融合，因此，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当下视阈是怎样一种状况。毛泽东时代，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站了压倒的优势”（321页），就是对此形势的概括。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几度使对抗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内，中苏从合作走向论战、对抗，使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更加严峻。1970年5月，毛泽东还讲；“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9]（584页）在这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即使是70年代主动与美国改善关系，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与对立，使得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威胁抱有很深的戒备心理。



　　应该说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交往普遍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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