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尽管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问题自黑格尔至德里达被反复提起，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切身感到：中国传统哲学已被作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得到东西各国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相对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日本学者对于这种研究具有双重的动力，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研究外国文化的问题，而且与认识本国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1]因而，日本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历史悠久、学者众多、成果丰硕，乃可谓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镇。

通过与日本学者的密切接触和阅读其论著，我认为，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念，注重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价值。日本学者注释、解说中国哲学经典的著作历来很多，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研究性的著作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如内田周平的《支那（中国）哲学史》（1888年版）、松平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1898年版）、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1900年版）、《支那思想发达史》（1903年版）、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概论》（1926年版）、《中国哲学史》（1946年版）、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1953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凝聚了日本学者的多年心血，呈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成果，但它们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中心论为基础来梳理和评价中国哲学思想。况且，这种研究模式一直影响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日本学者对上述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学者的思考，如日本研究宋明理学的大家冈田武彦先生指出：“随着西欧式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盛行，中国哲学同传统的东方研究方法即以体认为宗旨的实践性的研究方法一样也衰落了。结果，虽然优秀的学者辈出，可是优秀的思想家却寥寥无几。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下述三方面的课题。这三方面的课题，我想是没有古今东西之别的。对于个人不用说了，即使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它们也有着必须予以注意的原理；它们被认为是向世界人类提供创造新哲学和思想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三方面的课题就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的）现实主义、（道家的）超越主义和（儒家的）理想主义。”[2]今年已达95岁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在其近年的新著《儒教精神与现代》中还辟出专章详细论述了“儒教的本质及其现代意义”、“朱子学与现代”、“21世纪与阳明学”、“儒教与现代社会”诸问题，注意发掘中国哲学的特有价值和深远意义。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的金谷治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共出版有30余部著作，他指出：孔子明确地建立了人的原则，“这一人类自觉的建立，在孔子思想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在论及中国古代的人类观觉醒这个问题时，自然不能单纯地以欧洲的人类观作为尺度，而首先应考察它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3]“《论语》里很少提及自然和神秘的东西，相反，对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关于道德、政治方面的言论，占绝大多数。”[4]

又如日本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沟口雄三先生说，“我在70至80年代，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础，并以它为世界史的或人类普遍原则的这种欧洲一元论的思想方法；而主张多元的世界观，这就是所有的民族各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在有着长久历史的民族的历史中，必定有自己独特的同时也遵循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展开，这个观念不久就成了我的信念而逐年加强。……到了现在，中国有它的独自的近代的展开这种看法，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之间几乎已成了常识。”[5]沟口先生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该著针对学术界往往以欧洲近代文化价值观来分析、评价中国明清时期思想的倾向，通过对此段时期哲学家思想资料的深入研究而清醒地认识到：“实际上在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6]并“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7]

二、针对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哲学涵盖天文与地理、自然与社会、思维与人生，内容十分丰富。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日本学者并没有将一种方法奉为至上的原则，而是古今东西、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兼而用之。有的学者用范畴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某一方面的纵向研究，如小野精一等人在其编著的《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中，通过对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与佛教、宋明理学、近代革新思想的原始资料清理和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气论，全书40万字，涉及面广，蔚为大观。有的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讨了某一位哲学家，如山田庆儿利用所学理科的丰富知识在其《朱子的自然哲学》的著作中，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发掘了朱熹思想中常人未注意到的特殊价值。有的学者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来研究道家与道教，如蜂屋邦夫在1980年、1985年、1987年多次来华参观各地的道观，对道观的内部状况、神像、祭祀等进行详细调查，与道士直接交谈，了解道教协会的活动情况、道教理论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编出了《中国道教》，其资料的丰富和对中国道教现状的把握，绝不在我国此类课题的研究著作之下。有的学者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阴阳五行说及《周易》，如吉野裕子的《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既探讨了阴阳五行思想的本身，又论述了阴阳五行思想及《周易》对日本民俗生活的具体影响。有的学者还借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发掘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如福永光司的著作《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方法诠释了庄子的哲学思想，他指出：“庄子比起分析的抽象的思考更重视整体性的具体的思考，比起理论更重生活、比起认识更重体验、比起无生命的秩序更热爱有生命的无秩序，他是哲人同时更是艺术家、诗人。”[8]“我之所以特地把庄子的哲学称为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者，是试图强调庄子哲学不仅有虚无主义、厌世主义、逃避主义等倾向，而且还有象欧洲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所追求的那种人类的个人主体性的自由。”[9]方法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成果的多样性。因而，日本学者既有纵论性的学术专著，如《儒教的精神》（武内义雄著、岩波书店1982年新版）、《儒教思想》（宇野精一著，讲谈社1984年版）等；又有比较性的学术专著，如《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崛池信夫著，明治书院1996年版）、《儒教的变迁和现状：日本、中国、朝鲜之比较》（阿部吉雄著，霞山会，1977年版）等；还有传统与现代化的学术专著，如《儒教精神与现代》（冈田武彦著，明德出版社1994年版）、《儒教文化圈中的企业者精神和近代化》（中井英基著，北海道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等。

三、采取“共同研究”的形式，对中国哲学进行综合性地研究。日本学者的“共同研究”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常见的合作研究，其合作形式不仅仅是各人承担一部书稿的部分写作任务，而是同一地区不同高校的合作者定期或每周或每月在一起逐字逐句阅读原典、交流体会、讨论问题，时间为多年乃至长达十年，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头撰写一部书稿的各章部分。如上述《气的思想》主编者之一，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山井涌回顾此书的共同研究经历时说，“在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每月召开例会之外，每年中还有一、二次共同住宿，在这期间，全体人员逐渐发表分担的研究，由全体人员进行讨论。这虽还难以说已进行了充分的共同研究，但我认为也有相当的效果。汇集这样磨炼的结果，由约二十名撰写的人执笔，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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