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成的就是本书。”[10]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的主编者狭间直树教授回忆说，“我们的共同研究，以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历时4年，”[11]共同研究集体中不仅有分布在京都、大阪、神户、奈良等关西地区的日本国内学者，而且还有“作为外国人客座教授来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成员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斯蒂和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傅果两位。”[12]可见，这种“共同研究”还具有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特点。不同的思维方式相互碰撞，不同的研究角度相互观照，从而刺激了灵感，带来了活力，必然拓宽和加深对同一对象的认识。这种“共同研究”对于那些涉及面广、颇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从梁启超与明治思想界、日译西学、明治时期的文学、史学、佛学及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等层面的关系，分析了梁启超到日本后“思想为之一变”的原因和内容，指出了在输入西方近代文明重新塑造中国文明的过程之中梁启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解答了梁启超研究中的不少困惑之处。故有的中国著名学者高度评价说：“本书无疑是粱启超研究的里程碑”（张朋园语）。对于此类“共同研究”，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蜂屋邦夫也说到，“为了深入理解儒教思想，我进入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后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每周一次研读儒家经典，约坚持了10年左右。我所选择研读的对象是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最难理解的经典——唐代贾公彦的《仪礼疏》。……研读的成果《仪礼士冠疏》和《仪礼士昏疏》分别汇编成书刊行于世。”[13]笔者在东京大学客座研究期间，也应邀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共同研究班，参加者按单位划分既有东京大学的学者，又有一桥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学者；按专业分类，既有哲学专业的教授，又有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专业的教授，此外还有一些不同学科的研究生。根据计划安排，每周的讨论有中心发言人，主讲约40分钟左右，接着有指定的人给予评论，随后就此主题展开自由讨论，赞同者、补充者、质疑者各抒己见，气氛甚为热烈，讨论相当深入。

四、充分利用科技新成果，使研究手段现代化。目前，日本学者中从少壮派到老专家不会使用电脑和网络来辅助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日本学者就能通过微机系统查寻研究所需书籍，了解有关论文。日本全国所有大学以上的图书馆书籍目录均已录入联网的微机，查阅十分方便。如东京大学没有的书籍，可通过设立主题词点击有关查寻网页，便知道此书在哪个大学图书馆的哪个书架，或者办一简单手续直接去借，或者通过本校图书馆申请邮寄借阅（需付较低的邮寄费）。笔者1999年在东京大学曾多次利用这一现代化的微机网络系统查寻日本全国图书馆收藏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目录（含日本和中国），如输入“儒家思想”的主题词，就马上出现总数为124种著作，其中既有日本学者的专著，又有中国（包括港台）学者的专著。时间跨度为1914年至1998年（英文著作另通过设英文主题词查寻）。这一查询系统既可查中国哲学思想的总论、学派，又可查专人、专书的研究著作，十分方便。当然，如需了解某一专题（如孔子仁学）的学术论文情况，可通过另一（收费）网络系统查阅到近几年的所有文章，从而大大节省了了解学术前沿的时间，避免了重复性或低层次的研究。此外，如想了解日本全国的中国哲学专业研究队伍的详细情况也比较方便，只需翻阅日本文部省学术情报中心监修、电气、电子情报学术振兴财团编辑的《研究者、研究课题总览》人文科学分册，就一目了然。以1996年的专辑为例，它按日文假名五十音图的音序为先后，共编入256人，从资深教授到年轻助教均有，每位学者介绍的内容包括有出生年月、学历、学位、工作单位、职称、参加学会、研究方向、承担课题、代表论著、获奖情况，为日本国内学术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及时了解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动态。首先，日本学者主动参加国际上各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学术讨论会。根据笔者的接触，日本学者能用一门外语乃至二门外语宣读论文和交流学术的绝不在少数。因而，不论是在中国的北京，还是在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特里尔，以及美国的夏威夷和哈佛燕京学社，每届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国际会议几乎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与会的日本学者回到国内后，很快将所了解的学术动态在会议上或杂志上进行详细介绍，使学术信息得到充分地利用。有的学者为了跟踪国际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甚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次分别赴东、西方参加同一主题的两个会议。如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池田知久于1998年5月22日——26日参加了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召开的“世界首次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又于1999年10月15日——18日参加了在中国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故其郭店《老子》的研究处于国际学术界前列。其次，大量进口中国的文史哲著作和期刊，以了解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根据笔者调查，仅在东京一地出售中文书籍和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专门书店就有东方书店、内山书店、琳琅阁书店、山本书店、亚东书店、中华书店、燎原书店、海风书店、东丰书店等九大专门书店，其入店的中国图书内容十分广泛，尤其是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等中国著名出版社的图书相当齐全，其新书上架的速度绝不亚于北京之外的中国各省会大书店。这类书店还承办订购进口中国各种学术杂志（包括各大学学报）的业务。根据笔者的客座研究体验，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校、部二级图书馆里查阅中国大陆的主要学术杂志几同国内方便。

六、研究东亚三国的儒学史，注重中、日儒学的差异性。在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中，既有专攻日本儒学史，又有研究中国儒学史和韩国儒学史的，也有三者兼而攻之者，并出版了相应的成果。如在“朱子学研究大系”中，有关中国、日本、韩国的朱子学内容的著作各有一册，这类成果细致而清晰地呈现了儒学东渐日本的历程。中国学术界中有一种带倾向性的看法，即认为日本儒学不过是中国儒学的翻版，没有新的特色。日本学者普遍反对这种观点，他们依据中、日儒学思想家的原始资料并结合日本的历史实际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沟口雄三指出，“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在日本为林家所世袭地传承下来。但从林家的开山祖师林罗山同时也撰写有关神道的书籍来看，其对朱子学的态度是灵活的。读林罗山的著作，即使是讲理学也强调人之心理的作用从而带有心学色彩，故其对朱子学的吸收，从一开始就相对化。”[14]关于日本的阳明学，“心即理与致良知，作为以自我之心的主体判断为最高准绳的高扬主体的命题而被接受，因此其往往伴随着‘吾心即天’的天人合一的（但为日本的）命题。此外，知行合一也指对自我之伦理的正当做出主体性判断后，即便和周围环境的规范相对抗也敢于实行，它作为重视实践的命题而被接受。由上，阳明学在日本，主要是在幕末变革时期，为那些对抗传统的观念，要以自我信念进行主体性实践的人们所接受。”[15]总之，“在中国，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中，其传统之深厚阻碍了对欧洲近代法契约思想的吸取。……相对于此，在日本，‘和魂’（儒教、神道、佛教及汉学、国学等）成为支撑‘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导型的近代化、工业化容易推进。此外，在民间，较之个人与个人的血缘关系（‘私’），更重视自己所归属的集团，如国家或公司的集团伦理——‘公’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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