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历史冲动。

　　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与神学的分离，政治与伦理的分离、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被看作是基本的成果。由于现代解放的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实质，使得政治转向程序性的制度和法律层面，政治活动逐渐沦落为“行政管理”，专家治国的科学主义导向将这个最具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色彩的活动变得“中立”。在这样的处境中，政治哲学甚至将“程序正义”作为理论的基础，作为“合法性”的保证，政治的实证主义化倾向进一步加深，逐渐失去了超越现实的批判性功能，更没有从社会历史存在论的视角变革社会历史的魄力。

　　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涉及到政治学的现代性批判，不是从根本上批判现代性政治这种根基上的缺失，而是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由于没有从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与观念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入手，没有从价值取向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入手，从而没有能揭示社会历史运动中主客体之间的实践辩证关系，在批判现代性政治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不是根本质疑理论指导现实实践的意义，从而质疑革命政治话语的理论基础，就是否定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民主取向，认为这是根源于形而上学的乌托邦；不是否定从经济基础上变革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将解放转移到主体内部的本能、心理结构的解放，就是否定阶级主体的宏大叙事，要求把革命的希望转移到一步一步的微观实践。在宣布未来之虚妄的同时，全面地认可了现实的一切，政治哲学成了现实的“肯定意识”；在批判现实的时候，又陷入到历史的虚无，从而获得一种伪激进主义的形态，因为它放弃，并且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供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在这种杂乱的后现代处境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历史的辩证批判倒是为一种政治哲学奠定了基础。他不仅以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这一命题揭示了现代性政治和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质，并且要求通过社会基础的变革来扬弃现代性解放的内在限度，在充分高扬人类主体性的同时，又揭示了现实社会基础运行的规律和变革的必然性，只要不是将阶级革命的话语仅仅看成立足于“怨恨”等等的局部政治，而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担当，那么，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可以发展出一种指导现实的政治哲学的。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一种辩证地超越现代性和现代性政治的政治哲学，它根本上不同于各种对现代性的抽象否定或抽象的肯定。

　　四

　　然而，就具体的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恰好是作为政治哲学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台湾学者黄瑞祺在他的《马学与现代性》中就明确指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原罪’在于它用实践咒语……将政治妖魔召唤出来，闯了大祸，却不能再支配自己用咒符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至今还不知道如何收拾残局。”批判来自于过去、未来和现在三个时间维度。保守主义从“过去”的传统立场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本身就是启蒙现代性的同盟，以一种虚无主义的姿态面对历史传统，导致了历史断裂。中国的传统主义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看成破坏和摧毁传统的五四启蒙的同盟军；现实的自由主义则从两种不同的方向批判马克思主义，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社会主义****、暴政等等的思想根源，实际上是传统主义的当代版本，立足于现代将他指认为落后的“过去”，另一种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是一种立足于空想的乌托邦政治，应该从这种虚幻的未来天堂回到现实的大地；从未来角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认为马克思仍然是现代性的传人，其思想在根本原则上没有超出现代性的设计，因此必然同启蒙现代性一样落入失败，另一种认为，在马克思的名义下展开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与现代性同谋，失去了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原则高度，等等。各种不同的批判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关系。要从理论上回应这些批判并不困难，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原则与它遭遇的曲解之

　　问题在于，在马克思的名义下指导的实践同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因为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复杂的中介。我们指出，马克思揭示了阶级革命的政治话语和社会运行的客观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并不是阶级主体的一种根源于价值预设的唯意志论冲动，而具备客观的历史存在论基础，阶级革命意识的产生是对自己生存论状况的主体自觉。指向未来的革命乃是立足于现代对现代性的辩证超越。然而，一系列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取得成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面临着一系列具体的环境，从根本上说并不具备超越现代性的条件，而是以现代性作为直接或间接的追求，不是要求从资本的殖民统治中建立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就是要求从传统的封建****中解放出来，实现政治民主和国家富强。这一切都还处于西方现代性解放的框架之内，而不是指向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许多批判现代性的话语实际上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在这样的处境中，马克思主义完全可能与传统的****主义、现实的资本自由主义或乌托邦的空想主义结合，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将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失去声誉。面临具体处境的实践的失败（或衰变）都被看成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错误。这是不少人追溯苏东剧变原因时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抽象掉了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的历史中介，抽象地看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同一性”，实践的状况被看成理论和思想的直接“映射”。

　　马克思所遭遇的批判大多来源于这种抽象的理论归罪，来源于这种“无理论”的批判。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再一次被宣布“死亡”，“自由民主制度”被宣布为“历史的终结”，好像不要民主的马克思被自由民主击垮了，以资本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存在论状况是永恒的，马克思对未来的设想是乌托邦，指导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传统的****和集权原则，如此等等。在对未来方向的放弃和否定中，犬儒主义和肯定主义的姿态到处流行。而确立现代的抽象自由和形式自由也再度成为人不少人的基本诉求，资本的原则被无批判地确立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被确认为革命的对象[9]。

　　在马克思指出的现代解放是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对于尚未达到现代解放的实践处境而言，否定马克思超越现代性的倾向总是能找到“合理性”的依据。但是，现代解放毕竟只是政治解放，如果忽视现代解放的这一根本限度，在后马克思的时代仍然仅仅以现代解放为根本诉求，甚至是唯一的诉求，则可以说是“反动的”。单就“现代解放仅只是政治解放”这一马克思的命题而言，它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实践，必须达到并且超越现代政治解放的水平，抽象的、形式的民主只是现代的基本成果，此种实践不能只是停留于这样的水平，而应该以真正的、实质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公正为指向，这就要求政治的力量必须深入到社会存在基础方面的变革，实现人们现实的存在方式和观念意识的整体性变革。当然，这种“深入”同时又必须具备自我限制，以免权力本身变成异化的力量，在“真正民主”的名义下陷入****和暴力。还需指出的是，面对现实的艰难处境，实践必须引进和宣扬“过程意识”，以此缓解各种观念和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变革之为变革，即使是“突变”，它也必然以漫长的孕育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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