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出现，此一思想本身的含义也应该放置到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及其结构整体中才能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出生和成长于浓厚的启蒙氛围之中，早年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明显启蒙现代性的基本取向。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自我意识”哲学论证和捍卫启蒙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是倾向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在《莱茵报》的政治评论中，马克思更像一个典型的法国启蒙主义者，他以“理性”、“自由”、“平等”的原则批判当时落后的普鲁士****制度。整个这一时期，可说马克思持一种非批判的现代性立场，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没有进入马克思的思想视野。

　　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在思想的方法论上实现了一次原则性的转变，走出了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在此，马克思明确了：市民社会乃是国家的真正基础，“理性”国家并不能在市民社会的范围之内就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利益关系实现平等、自由，相反，它是使人们成为抽象掉这些具体关系的“公民”，成为“一般的人”，因此，“理性的国家”并不能扬弃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开始萌芽。而到了《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即抽象的、形式的解放这一思想，标志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立场的明确提出，不是“成为现代”而是“超越现代”成为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诉求。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转折，此一时期（还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序言》）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在我看来，不能将这一开始后移到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更晚。因为，这一命题的提出，马克思开始了对现代社会的解剖和批判，并且将这一批判导向了对市民社会中现实存在关系的批判性考察，在学科领域上转向了折光拟制经济学批判，在思想的性质上导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思想对于以后马克思理论的走向而言，意味着：既然现代解放只是“纯政治的部分的解放”，那么，从“现代”获得解放就应该超出现代政治的领域，进入到社会存在论基础上的变革，即后来提出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既然现代的政治解放以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个人为基础，“人类的解放”就应该是在市民社会革命中消除利己主义本身的基础，使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成为其他人的发展的前提，根本的目标是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然现代的解放意味着人们获得抽象的、形式的解放，“是一大进步”，未来的解放就必然不是对现代解放的抽象否定和排斥，相反，应该是以现代解放为基础的全面解放；在政治国家完成的抽象政治解放之中，市民社会中的对立和冲突被排除在政治的范围之外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被认可，对现代解放的批判恰恰是要越出现代政治的范围去揭示这些实际生活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1844年移居巴黎以后，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会成为马克思关注的重心，同时我们也能理解马克思政治经学批判的政治哲学含义和历史哲学含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注意不是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不单纯是任何意义上的实证经济学，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唯科学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它是要为革命的实践探索理论的和经验的基础。如果说作为现代性批判确立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只是在“法哲学批判”的领域中展开，而且确立了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这一核心命题的话，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这一命题的全面深化，它通过对现代生产关系的分析，以“资本”而不再是以“理性”来阐释现代，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对立和冲突，进一步巩固了现代解放只是形式解放这一命题，为阶级革命找到了现实的历史存在论基础，将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代表的“人类解放”同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联系起来。现代性的批判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论批判，而是立足于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批判，现代性批判也不再是一种理论的批判，而是一种革命的实践批判。人类走出资本现代性是一个主客体辩证运动的过程，它意味着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同社会运行的客观逻辑之间的辩证结合，这样，马克思阶级革命的政治概念成了连接主体的价值诉求同社会存在论基础变革之间的桥梁，力图克服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历史观念之间的抽象对立，政治不再是单纯的道义担当，也不是无主体性的自发过程。这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野中，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就同历史哲学基础紧密的结合起来了。

　　三

　　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这一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形态学的现代概念，从法哲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的内在规定，即形式的、抽象的解放时代。现代的解放，以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的理念对抗传统的****、独裁、等级制、愚昧、盲目，它被称为理

　　现代解放仅只是政治解放这一命题，揭示了一切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和限度之所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平等、民主原则受到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简言之，即是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本身只具有抽象的、形式的意义，对于对抗传统的等级束缚、血缘束缚、地缘束缚等等而言，现代解放以“抽象人格”的形成解除了这些具体的限制，使得人获得一种抽象的绝对“平等”和“自由”，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现代政治解放以“私人”的形成为条件，通过肯定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自由而将真实的生活排斥在政治解放的范围之外，实际是将具体的不自由看成是个人的“私事”，比如财产上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不自由等等。再好的现代性政治哲学最多不过是对诸如此类的“例外”作一种补充性的讨论，而不可能触及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社会历史基础。在那里，由于局限于现代“政治”的概念，私有制、社会分工、经济剥削、价值创造等等不可能获得基本的意义，同样，只是成为“现代”和捍卫“现代”，而不是批判和超越现代成为基本诉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现代解放仅只是政治解放这一命题，及其要求从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之中实现人类的普遍解放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重铸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将政治范畴及其活动从现代性的形式主义规定之中提升出来，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释放政治哲学的批判功能，核心地表现为阶级政治对人类命运和历史的担当，在现代性之外再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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