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郭店楚简出土之前，学者多将宋代心性学的源头追溯到孟子。《史记·孟轲列传》云孟轲“受业子思之门人[1]”，孟子之学源于子思学派。由于《子思子》一书久佚，思孟在心性学说上是否有传承关系，几乎无从谈起。郭店楚简面世后，学界欣喜地看到，早在孟子之前约一个世纪，子思学派就已经建立了心性之学的理论框架，孟子的心性学说果然来自子思学派。毋庸置疑，这是先秦思想史研究中最为重大的发现之一。对于子思学派的心性学说而言，孟子仅仅是一位忠诚的继承者，还是阐扬发挥的创新者？事关孟子在心性学说史上的评价，并将涉及到对宋代心性学的再讨论，不能不引发我们的兴趣。郭店楚简中子思学派的心性论主要见于《性自命出》、《五行》、《尊德义》等篇[2]，孟子的心性论主要见于《告子》、《尽心》等篇，本文试将两者加以比较，希冀能揭示其演变的轨迹。  
一、牛之性犹人之性欤 
  
由郭店简可知，子思学派的心性学说，是从寻找万物之道，即万物的普遍性开始的。《性自命出》云“道者，群物之道”。只有把握万物的普遍之道，哲人的学说才能收到最普遍的成效。子思学派认为，万物之道就是天命之性，即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万物散殊而各有其道，牛马水地，无不如此。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自有其道。人道与牛马水地之道同出于天赋，是彼此最基本的共性。《尊德义》云： 
  
 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 
  
因此，尊重自然之道 是人与万物相处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人道就是人性，《性自命出》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人性是人类最普遍的共性。尊重人类天赋之性，不得加以残害，则是哲人治理人民时必须尊重的原则。这一认识，是对西周以来知识精英提倡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升华，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如果过于强调人道的自然属性，就势必会导入率性由情的老庄一流，得出人道同于牛马水地之道之结论。从文献看，道家性情说影响很大，从孟子问学者之中有一位告子，赵歧说他“兼治儒墨之道”，而他向孟子提出的有关心性的问题，却颇见率性之言，就是明证之一。子思学派谈论性情，并非为了鼓吹唯情至上的理念，恰恰相反，而是要将人性引导到仁义的层面上去，用《性自命出》的话来说，就是“始者近情，终者近义”[3]。但是，人性与牛马之性的区别究竟何在？郭店楚简没有提供比较集中的论述，《性自命出》有“唯人道为可道也”的说法，可以理解为人道高于牛马水地之道，但究竟高在何处？作者语焉不详。 
孟子也肯定万物之道，在他的言论中甚至不难找到与《性自命出》类似的语言，如“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以禹以四海为壑[4]”；又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5]云云。告子曾经向孟子提及“生之谓性”的命题，朱熹《集注》云“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告子的所谓“生”，是指人的生物性，故告子又云“食、色，性也”。告子明言“生之谓性”，潜台词则是万物之性齐同，意在混一人性与万物之性。对此，孟子作了断然的反诘：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 
孟子认为，按照“生之谓性”的逻辑加以推理，就可以得出“白之为白”的结论，举凡是白色之物，彼此就没有区别，白羽之白等于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等于白玉之白。再作进一步的类推，犬之性就是牛之性，牛之性就是人之性。告子终于无言答对。 
  
二、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 
  
从《性自命出》等篇可知，子思学派刻意强调人性在未发之时的中正，认为在性外发的过程中，由于外物引诱和心志判断的差别，才形成了情的不同的样态。无庸讳言，根据这一逻辑来推理，只能得出性无善恶的结论。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群，却是善恶并存，反差鲜明，人性究竟是善是恶，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从《孟子》来看，子思身后的近百年中，有关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因而告子依然在谈论“性无善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的问题。 
如果说性无善恶，则必然要导出一个问题：人性既然是得自天命，且无善恶可言，为什么一定要违背天性，将它引导到儒家的仁义上去？告子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人性犹如杞柳之木，把它做成桮棬之类的器皿，是人为的结果，改变了原有的性状，所以朱熹《集注》说：“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如荀子‘性恶之说也。”当时，道家关于全真保性、率情无为的主张似乎颇具影响，儒家提出改造人性的主张，自然就有阻力，故朱熹解释告子这一问话的缘由时说，“天下之人皆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 
子思学派之后的儒者要想推行孔子仁的学说，就必须要解决如何连接或者调和人性与仁义的难题。孟子率先提出了仁义礼智是人类的天赋之性的理论，几乎将人性与仁义礼智直接等同。为此，孟子必须首先论证人性本善，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论题。依照孟子的老师子思学派的理论，人性本无善恶。如果孟子不能对此作出新的解释，就不能将子思学派的理论推进一步。 
子思学派谈人性，主于生理特性，《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孟子不然，孟子论性的着力点不是在人性与万物之性的共性上，恰恰相反，是在人性与群物之性的本质区别上。不如此就不能彰显人性的特殊，就无法引导人性进入圣域。孟子认为，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并非只是喜怒哀悲、食色、好恶等生理特性，还应该包括人类的理性，万物皆无理性，而人类独有之，这是人性与万物之性最本质的区别。人是万物的灵长，故天赋之人性必然为善，此善性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它们正是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6]。 
  
之所以说唯人道为可道，正是因为人性具有理性的因子。孟子特别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不是外界作用于人类的产物，而是人心中的固有之物。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7]”君子谈论的性，不再局限于那些与万物之性相类的生物之性，而是根植于心的仁义礼智四端，它犹如人体的组成部分，“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从而巧妙地用仁义礼智置换了子思学派的人性概念。人而不具备仁义礼智四端，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8]。 
  
但是，在常人看来，“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9]，纷繁复杂的万民之性，岂可一概以一“善”字而蔽之！这似乎是胜于雄辩的事实，而孟子以水性为例加以辩驳：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水性向下，是水的本性；高过人颡、甚至在山的水确实是有，但决不是水的本性所致，而是人力或外物搏击腾越的结果。在孟子看来，只有表现为仁义礼智的人性才是正常的天赋人性。仁确实就在人心之中，有些人之所以表现得不仁，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心放失了，因而就无法现出人性的本原。只要将放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