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孝顺。孔子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与此同时，作为天子之父的上天就具有了监督君主所作所为的无边法力。如果君主“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荀子·天论》），体认天道，加强自我修养，开创善政，就会风调雨顺，山川和谐，鸟兽翔集，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万物欣欣向荣；如果君主耽于酒色，醉生梦死，草菅人命，为非作歹，使民不聊生，就会妖孽丛生，乱象迭出，要么赤地千里，要么洪水滔天，要么彗星、地震、瘟疫、蝗虫等天灾人祸不断，引起巨大恐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头上三尺有神灵，丝毫不爽。在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没有达到有效解释大自然的各种现象的时代，一般来说，如果不是极端的十恶不赦的恶棍，君主都顶不住来自“上天”的“惩戒”和由此而煽起的社会舆论，所以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恪尽职守。





第三，先秦儒家极力弘扬儒家道统，把仁、义、礼、智、信构成的儒家道统视为高于君权的真理，以此制衡君权。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以此为依托，他提倡“诤谏”的制衡方式。孔子说：“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正，人受谏则圣。”（《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第十九》）因此，荀子曰：“诤谏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荀子·臣道》）由此可见，诤谏之臣在儒家君权制衡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诤谏”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是思孟学派的子思子与孟子。子思子说：“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至孟子，他甚至要对“四境之内不治”的君主采取“易位”的手段，罢免他的君权。对桀、纣这样的民贼，孟子主张“诛”之，从而把先秦儒家制衡君权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孟子的论述在思想上有闪光之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落不到实处，没有具体为限制君权的法律条款，更没有设计出完备的制度作为限制君权的保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