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划分不仅显得有些迂腐，而且肯定是一笔越辨越模糊的糊涂帐。





　　毛志成先生在评论中呼唤“大读者”，而“读者”不正是我们许多学者的唯一身份吗？由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到翻译，再到翻译式的写作，这个线索不透露着一种单纯的“读者意识”吗？法国作家萨特在小说《恶心》中塑造了一位叫做洛根丁的“自修者”。他把自己关在一座图书馆中，按照卡片的字母顺序阅读每一本书。这种阅读方式蕴涵着一种看法：人们在不同角度的阅读中理解世界和生活；而对世界和生活的完整理解则包含在“百科全书”式的阅读中。





　　萨特在这里影射的是一种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解观念。这种观念可以溯源到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相信，一部按照字母排序编纂的“百科全书”可以囊括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为此，这个派别的精神领袖狄德罗还亲自参予撰写了一部名为《百科全书》的著作。





　　撇开萨特本人的问题不谈，我注意到洛根丁与狄德罗有一个很大不同：前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读者”，后者却实实在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者”。对我们来说，这种角色区别具有很强的隐喻意义。





　　作为学者，我们注定要在图书馆中消磨一生；而作为当代中国学者，我们不仅按照字母顺序翻阅卡片，而且主要阅读满是字母的外文书籍。即使是一本中文学术作品，如果它是有分量的，也似乎应当附有大量的外文索引。这状况似乎表明：无论有思考价值的原初话题，还是有阅读价值的原初作品，似乎都属于西方学者，他们是图书馆这本越写越大的“百科全书”的当然作者。在这里，“西方”已不纯然是一个地域观念，也不仅是一个抽象含糊的文化传统单位，它简直就是一个“狄德罗的国度”，一个原初作者群的国度。而我们则更像具有强烈图书馆意识的“洛根丁式的读者”。





　　如果说这种状况在不同学科搜集经验材料的过程中反映得还不明显，那么一旦涉及到对这些材料的统摄性理解，涉及到观念层面的叙述和解释，我们便常常感到：我们无从提问，因为已知的和未知的西方学者似乎已经覆盖了全部的提问角度；我们也无从尝试或探索解决问题，因为已有的诸多经典和学说仿佛已经穷尽了各种答案。这样，开放的眼光不仅没有增益我们的提问能力，反倒使我们进入了一种远离提问、思想和批判的集体催眠状态。





　　假定有这样一个研讨会：从A排列到H的与会者共同讨论问题Q。轮到H发言时，他先复述A对问题Q有如是观点a’，B对Q有观点b’……，一直复述到G对问题Q的看法g’。当然，这种复述可以用直接引语，也可以用间接引语；可以涉及到a’与b’的差异，也可以涉及c’与d’的类似。复述结束了，发言也结束了。这时人们不免要问H：你对问题Q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有时觉得自己仿佛就置身于这样的研讨会中。只要涉及到观念的话题，我们便发现，这些话题如果缺乏“人名定语”，尤其是“西语人名定语”，那就没有讨论或传播价值。比如“意义”问题，那便是“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塔尔斯基的意义理论”等；比如与“存在”有关的话题，那便是“康德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或“萨特的生存论”。总之，没有这些人名定语的讨论肯定是“非学术的”。





　　此外，还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巴尔特的解构文本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巴赫金的叙述理论”，类似的标题构成了我国学术作品的主要阵容。





　　如果不讨论“单纯的复述”或“图书馆意识”这个话题，上面提到的一切满可以作为辉煌的成就而加以展示的。毕竟我们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使自己实现了从封闭性的读者到开放性的读者的转变。问题在于，在我们的学者身上，“读者身份”与“作者意识”不大相称。这当然不是由于翻译过多，而是由于思考与研究过少；不是由于太注重翻译式阅读，而是由于不重视自己文本的探索价值。此消彼长，我们的学术研究便陷入失衡状态。





　　正是这种失衡状态使我们的学术界近百年来一向受到“本土性”与“外来性”、“中学”与“西学”等问题的纠缠。这些争论本身深刻地表露出我们的分裂人格和分裂意识。从根本上说，这种分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那些分裂性话题，才是真正的“本土性”现象。





　　在今天这个世界史的时代，没有哪一种学术传统是纯粹本土性的。欧洲许多国家的中学一向将外语（甚至包括古希腊语、拉丁语这样的“死语言”）当作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对那些合格的学者来说，直面原文的翻译式阅读一向是不值得炫耀的学术研究常规，而阅读翻译作品也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方便的获取思想材料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术问题的“意义”或“价值”似乎与特殊的地域、语言甚至它的提问者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区别所谓“法国人的问题”与“英国人的问题”，更没有必要区别“外国人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惟一需要关注的区别只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和“不值得思考的问题”。





　　相比之下，我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固然是因为我们曾有一个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与源于希腊和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或批判主义传统相距甚远；固然因为我们的语言，它与那种制造了无数人工语言和科学、哲学话语系统的拼音文字大相径庭。一句话，我们的传统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本来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空间距离”。





　　从“价值中立”的观点来看，存在着“空间距离”的不同文化或学术传统本来只有并行或互补的关系，而决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然而，由于席卷世界的近现代文明是在西方孕育和繁衍起来的，我们的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间距离”很自然地转化为具有强烈价值评估色彩的“时间距离”。





　　丹尼尔·贝尔在社会学意义上把世界上的社会发展形态区别为“发达社会”和所谓“后发型社会”。在学术领域内，我们不自觉地认同了一种“先导型学术”和“后发型学术”的区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学术在转型时期才带有浓厚的翻译色彩。翻译或翻译式阅读不仅是获取思想材料的辅助手段，简直就成了获取有价值思想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翻译似乎成为各种有价值的话题、学说和信条“由外到内”、“由高向低”的单向传播方式。在无休止地翻阅卡片的过程中，我们不相信自己有什么问题是那些“狄德罗们”没有解决或没有思考的，久而久之，我们甚至放弃了思考的努力，失去了思考、体验和冥想的能力。知识的积累与思想和提问能力的孱弱形成鲜明的对照。





　　正是面对这种强大的图书馆意识，有批评者呼吁要有“自己的问题”。虽然这种说法仍不免落入了把“他人的问题”与“自己的问题”截然二分的窠臼，但我明白它的本意是希望我们的学者不再仅仅是洛根丁式的读者，希望我们完成从“读者”向“作者”的转变，希望我们塑造一个由思想而不单纯是由翻译支撑的学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大张旗鼓地讨论“中学”与“西学”这类问题，那么我们的学术便真的成熟起来了。





三、独白与“在余地里逗留”





　　普列汉诺夫在《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中写下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开场白：思想史犹如一座停尸房，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张张高贵的面容。接下来他列举了一些伟大人物，单是他们的名字就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应该说，普列汉诺夫描绘出一种后来人的心态：思想史或观念史很像一座万神殿，一个名字、一个观点出现在那里，其情形正像一个人被送入先贤祠，或一个作品进入博物馆。怀着拜谒心情的读者很难想象自己能以平等的眼光来注视这些业绩，并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这些故去的人对话。因为它们包含着一种关于真理的暗示。





　　怀着这份心情阅读，就不免产生一种领受性的庄严感和敬畏感。德国思想家赖辛巴赫注意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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